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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早上七点半,王一鸣和李耀一起来到首长的住处,请首长去吃早餐。上午八点,大家一起上中巴车,到了西城起义纪念馆参观那里的展品,听讲解员讲解,还看了西城起义的纪录片介绍。

九点半,大家离开纪念馆,然后到了西江解放纪念碑前,首长亲自整理花篮上的绶带,向革命烈士们敬献了花篮。大家然后一起三鞠躬,簇拥着首长,围着纪念碑转了一圈。

首长面色凝重,眺望着山脚下的城市,对王一鸣说:“一鸣同志,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,曾经有无数的革命先烈付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,全国光是牺牲的烈士,有名有姓的就有四百多万人,不知道名字的更是无法计算。没有他们的牺牲,就没有我们的天下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着,是老百姓的流血牺牲,才保住了我们这个组织。我们的力量,只能来自于人民的拥护。如果我们不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,脱离了人民群众,到处是贪官污吏,那么总有一天,人民一定会抛弃我们。所以最高领导说,我们的执政不是天上掉的馅饼,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,执政以后,也不是一劳永逸的,我们一定要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,务必继续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的作风,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当前我们党内还充斥着一些不良的歪风邪气,有些人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而是为人民币服务。在工作中拉帮结派,跑官卖官,弄虚作假,好大喜功,搞假政绩,糊弄中央,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升迁,什么无法无天的事情都干得出来,这股歪风邪气如果管不住,我们真有可能出现重大挫折的危险。脱离了人民群众,高高在上,成了官老爷,不能获得老百姓的真心拥护,而是获得了老百姓的刻骨仇恨,这样的害群之马,是要葬送掉整个队伍的,所以最高领导说了,反腐败斗争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,中央已经下了大的决心,反腐败,一定要苍蝇老虎一起打。只有这样,才能让人民群众看到我们党壮士断腕的决心,才能重拾对我们党的信心,你们西江省我看也要在反腐败斗争中多抓几个典型的案例,杀一儆百,以儆效尤。对那些害群之马,绝不能姑息养奸,一定要严惩不贷。”

王一鸣不知道首长说这些话,是不是有所指,还是泛泛而谈,不好回答,只能顺着他的话连连点头说:“是的,是的。”

站在旁边的郑天运和秦书海也听到了首长和王一鸣的对话。他们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,他们不知道首长说这些话是不是对准他们说的,他们俩在西江省里,现在一个是省委常委、常务副省长;一个是省委常委、省委秘书长,都属于名符其实的大老虎了。

他们在官场上这么多年,哪一个也不能够拍着胸脯说自己是完全干净的。久在河边走,哪有不湿鞋的道理啊!现在的官场上谁不知道,反腐败斗争就是做样子的,谁落网了,基本上属于是命不好,该你倒霉!

在当前的体制下,官员们的权力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,虽然有纪委、监察局、检察院、法院等司法和行政机关,看似队伍庞大,监督机构完善,其实这些机构在官员们面前形同虚设,特别是在上级官员面前,这些机关根本没有监督他们的权力,相反还成了他们手中可以利用的专政工具,对于那些敢于举报他们贪污腐败的人民群众,给予打击报复。这些机构不仅反不了贪,有时候还成了腐败分子的保护伞!

所以官员们年年嘴里反腐败,而在私下里,他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,该怎么玩还怎么玩,腐败不腐败,完全凭自觉,凭自己的道德修养,那些有自律精神的,还有上进的念头的,就收敛些。那些意志薄弱的,或者升官无望的就下水了,萌生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念头,导致现在的官场上大官大贪、小官小贪,贪污腐败成了普遍现象,廉洁自律成了空喊的口号,能够做到洁身自好的人更是成了凤毛麟角,你说这样的情况,上面就是想抓,你抓谁?抓得完吗?再说了,谁能保证他王一鸣不收礼,不向更高级别的官员行贿?所以现在的官场上,你只要进了这个圈子,想完全干干净净,一尘不染,基本上没有那个可能了。大家谁也不要说谁,仔细看看,屁股上谁会没有屎!

按照安排,下午王一鸣和李耀一帮人陪着首长视察了西城市的棚户区。

西城市是个资源比较富裕的地市,在以前的几十年,曾经建设了几十家大型工厂,有锰矿厂、水泥厂、翻砂厂、机械厂、造纸厂、棉纺织厂等等,这些工厂大部分都集中在市区的东郊,自然而然形成了周围十几平方公里的工人村,在这里,生活着四五万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。整个工人村最高峰的时候,有十几万人。

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这是整个西城市最生机勃勃的地方。在那里生活的工人们是这座城市收入最高、住房条件最好、生活水平最优越的一个群体。他们一旦进了工厂,就成了国家的人,再也不用为自己的收入和工作发愁了,生老病死,都有企业安排好了。他们按时上班,按时领工资,工厂里还时不时地发福利。到了结婚的年龄,找到结婚对象,打了结婚证,就可以向厂方申请住房。房子虽然不大,有时候是一间平房。条件好的工厂,有些工人可以分到一个一房一厅的职工宿舍楼,但随着年龄、工龄的增长,老工人和有行政级别的,可以优先住新房,换大房。大家都是按部就班,论资排辈,到时候都会有的。房子是企业免费分的,孩子可以在工厂里的托儿所,也不要钱,天天还有免费的午餐吃。工厂里有食堂,澡堂,医院和学校。在附近,还有大型的百货商店和工人大剧院、工人体育场,在这里,工人们嫣然成了一个大型社区的真正的主人。业余的时间,大家打篮球,踢足球,打乒乓球,到大剧院看电影,到百货商店里购物、逛街,生活得非常惬意。

当时,市区的姑娘们争着要和这些厂子里的小伙子搞对象,因为他们工资高,福利好,什么都有保障,嫁给他们,一辈子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发愁了。那些小伙子也挑剔得很,姑娘长相不好的,他们还不要呢!

但好景不长,时代说变就变了,进入八十年代,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,对外商投资给予了许多政策上的优惠,什么减免税收,免费划拨土地,保证贷款,使外商投资的企业和国有企业根本不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。刚投资建厂的外资企业又没有人员负担,没有离退休职工,不承担社会义务,所以负担轻,机制活,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自然低,很快就把国内的大批国有企业打垮了。

那个时候,全国都一样,国有和集体企业整体上进入了经营困难时期,绝大部分企业停产了,很多工人失业了,在家里没有活干,也没有了任何收入。没办法,只能是另谋出路。西城市工人村就是从那个时候,开始走上衰败、没落的道路的。在这里上班的工人家庭,家家几乎都有下岗职工,有的家庭,父亲下岗了,儿子、闺女也下岗了,一家几口人,没有一个有工作、有固定的收入的。怎么办?总不能眼睁睁地饿死吧。于是,男的出去打短工,或者摆摊设点,推三轮车,挣几个辛苦钱,买粮买煤,把一家人的肚子填饱就是最高要求,实在不行,就去偷、去抢。那个时候,整个西城市的社会治安急剧恶化,到处是小偷、抢劫犯、杀人犯,每年都有几十起杀人案,抢劫、盗窃成了普遍现象,因为受害人太多了,许多人根本就没有去报案。因为大家都习以为常了,小偷天天在派出所门前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,那些民警根本不敢抓他们,因为小偷都是一伙的,他们人多,等到民警下班了,他们在路上就可以集体围攻民警,有的民警被小偷和黑社会团伙打残了,胳膊剁掉了一个,脚筋给挑断了,成了残废,结果公安局破不了案。有的公安人员本身就成了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,事实上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,于是,犯罪嫌疑人更受不到什么惩罚,他们继续逍遥法外,于是更加有恃无恐。老百姓见了他们,像躲瘟疫一样,因为他们知道,现在这个社会正不压邪,为了自己的平安,还是少说为妙。他们就是亲眼见了那些人违法乱纪的事情,让他们作证,他们也会拒绝,说自己什么也没有看见。他们是害怕自己将来会受到报复。那些家伙可不是吃素的,他们一旦从里面放了出来,是要杀人的。

有些男的本来有工作的时候,都是很好的公民。现在成了黑社会、小混混,或者小偷、流氓;女的呢,也是各有各的命运,各人找各人的活路。

有的有经济头脑的,就借钱开了餐馆、商店,做起了生意。有的到集贸市场租一个摊位,就当起了小贩。有的卖菜,有的修鞋,有的搞起了缝纫,更多的是到餐馆里打工,给有钱人家当起了保姆什么的。还有的通过嫁人,改变自己的命运。长得好的女人,有些姿色的,就和自己下岗的老公离了婚,嫁给了那些年龄大、离了婚或者死了妻子的老干部。有的通过婚姻中介机构,找了个外国的洋人,嫁给老外,干脆出国了。这样的女人毕竟是少数。绝大部分留在当地的,都是靠打零工生存。

有的女工怕吃苦,嫌打零工赚钱慢,就走上了邪路。年轻的长相漂亮的,就去了市区或者外地,到夜总会、桑拿中心当小姐去了。年龄大的,长相不好看的,基本上就在城市的边缘地带,在那些美容美发店、路边的按摩店里,向农民工和城市的低收入人群提供性服务。

在工人村里,一到晚上,沿街的低矮的小平房里,到处是按摩店、美容美发店,还有KTV,店里坐的都是穿着暴露的女人,她们有的胖,有的瘦,都穿着低胸的上衣,露出深深的乳沟。她们的脸上都涂上一层厚厚的白粉,眨巴一下眼睛,说不定就有粉掉下来。嘴唇涂得红红的,看着有些吓人。

客人少的时候,她们还会站在路边,冲走过的男人抛着媚眼,勾搭过路的男人。一旦有男人过来搭讪,她们会非常热情地抱着你,把你拥入她们的房间,在那里,谈好价钱,她们会为客人提供你所购买的服务。

如今的工人村,工厂倒闭,工人失业,街道两边的建筑年久失修,破烂不堪,到处是低矮的平房,垃圾遍地,苍蝇乱飞,污水横流,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,垃圾基本靠风刮,污水基本靠蒸发。社会治安混乱,这里成了整座城市的边缘地带,成了黄赌毒的聚集地,因为管理混乱,许多外地的流窜犯,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乐土,他们隐蔽在这里,和小姐们打情骂俏,掏几十块钱甚至十块钱,就可以找个女人玩一玩,真是爽死了。

为了迎接首长的到来,提前几天,整个西城的党政军机关都动员起来了,出动了几百名武警战士和环卫工人,到工人村帮助搞卫生。市公安局出动了几百人的防暴警察、几十辆警车,到工人村挨家挨户进行了排查,那些小偷、黑社会分子、诈骗犯,流窜犯,有的早就得到了消息,望风而逃。那些做小姐的,纷纷关门歇业,一时间,工人村里清净了许多。那些留守在这里的老头、老太太,一看这个阵势,就知道马上就有大人物来了。他们对这些已经司空见惯了,一旦有大人物来这里视察,当地的公安机关就会进行一次突击整治,这里的情况会好几天,但是领导一走,各种情况照旧。人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,都是为了避风头。

下午,两辆中巴车开到工人村的一条街道口,这里是一片棚户区,放眼望去,在一个山脚下,建设了一大片低矮的平房,看砖头和瓦片就知道,这些建筑都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,有的房子上面还是石棉瓦,估计是住户自己搭建的。这里的房间没有厕所,在每一个街道拐弯处,有一个公共厕所。路面年久失修,坑坑洼洼的,走在上面,深一脚浅一脚的。

在当地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陪同下,首长弯下腰,走进一户人家,这家的房子矮矮的,屋子里的地面比外面低了五十多厘米,一般的个子,如果不弯腰就会碰到脑袋。

王一鸣陪着首长走进了这户人家。估计工作人员提前已经和这户人家打过招呼的,里面有一个老头,一个老太太,还有一个三岁左右的孩子。

老头个子不高,有六十多岁,头发花白,瘦瘦的,腰有些弯了,但精神还好,看到首长和王一鸣进来,笑着说:“领导好,领导好,我经常从电视上看见你的啊!”

首长握着老工人的手说:“老哥哥,你身体还好吗?”

老工人说:“也不行了,有高血压、胃病,还有类风湿。”

首长说:“收入怎么样?退休金有保障吗?”

老工人说:“我还好,退休得早,现在每个月有一千二百多,我老伴有一千一百多,两个人养一个孩子,够吃饭的了。我儿子、媳妇,双双下岗,现在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。”

首长说:“这孩子是你孙子?”

老人说:“是。”

首长问:“孩子的父母呢?”

老人说:“都到广东打工去了,这里工厂少,不好找工作。所以,我儿子和媳就都走了,一年回来一趟,到春节时在家里住几天。孩子小,就丢在家里了,让我们老两口带。没办法。”

首长看了看他们的房子,是两间,外面一间是客厅,摆着一些沙发、电视机、电冰箱之类的东西。里面一间是卧室,放了一张双人床,上面的床单是新的,是工作人员提前做的安排,特意给他们买了一床新的,为了应付电视台的拍照。

大家在客厅里的木沙发上坐下来,首长问:“老哥哥,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?”

老工人说:“住上新房子,你看我这房子,都快四十年了,一刮大风下大雨就害怕,睡不着,因为到处漏,还害怕风给刮倒了,我儿子、媳妇回来,没地方住,就只能在外面租房子。听说我们这里也要进行棚户区改造,我就盼着快些改造,再晚几年,我说不定这辈子就住不到新房子了。”

旁边的西城市委书记孔明亮说:“快了,快了,市里正在做规划,等中央的资金下来后,各种手续一办,就可以动工了。”

首长问:“这个项目需要中央配套多少资金?”

孔明亮说:“一亿四千万。我们市里也要拿出一亿四千万。再加上省里补助的八千万,总共是三亿六千万。准备建设一个大型的住宅区,解决三千多户棚户区居民的住房问题。”

首长说:“好的,一定要加快进度,争取让老百姓早日解决住房问题。这些老工人,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干了一辈子,到老了,我们还让他们住在棚户区里,我们对不起这些老工人啊!老哥哥,委屈你了啊!”

两个老工人听了,感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,说:“国家有困难,我们能理解,我们不埋怨政府,我们现在还有退休金,可以活下去,就知足了。”

首长扭过头对王一鸣说:“你看,还是老工人觉悟高啊,生活条件这个样,还没有任何怨言,我们做领导干部的,实在是有愧啊!”

王一鸣不知道说什么好,只能是机械地点着头,说:“是啊,是啊!”

他想了想自己的生活条件,和这些老工人相比,真是有天壤之别。在北京,自己住的是部长楼,两百多个平方,没有花几个钱,相比较现在北京的房价,一天一个样,有的地段已经几万一平方米了,一般的也上万了,当初房改时,那套房子才花了几万块钱,基本上等于是白送。

到了西江省,省委办公厅为他提供的有一栋别墅,三百多个平方,也不用花一分钱,都是精装修的,连家电都配好的,就那王一鸣嫌不方便,一般情况下还不去住,平常就空在那里。

王一鸣现在大部分时间就住在西江宾馆里,那里有一个总统套房。出差到外地,都是公款报销,飞机、专车,根本用不着自己花一分钱。有病了,可以住高干病房。像他这样的省部级干部,住院看病,花多少钱,都是可以公费报销的。他们住的病房,是可以和五星级宾馆媲美的高级套房,那里有餐厅、会客室,还有健身房,卧室,一晚上的费用就是上千块,甚至几千块,这些设施都是为他们这些高级别的官员准备的。医生要最高明的,护士要技术最精湛的,设备要最高级的,什么都是顶级的配置,这些高级官员,还享受着生老病死的全天候保障。我们的改革,说实话,取消了普通人的医疗保障、住房保障、工作保障,而对于高级官员来说,他们的住房、医疗、工作、养老,不仅没有取消,还更加全面,更加优越,他们可以说是享受着这个国家最完善的制度保障,生老病死什么都不用管,都有国家埋单。目的是让他们身体健康,好好工作,为人民服务。十几亿人口,能混到省部级以上的,毕竟是极少数人,全国范围内退休的加上在职的,也就是几万人而已,国家在这些人身上多花些钱,大家也没办法苛求的。这是改革特别令人感到吊诡的地方。改革的设计者们,那些掌握国家大权的官员们,竟然一方面以效率低下为借口,砸了几千万工人的饭碗,把他们推向社会,自食其力,自生自灭,却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更加完善安全的防护网。他们自己享受着比大锅饭还安逸的高干的全方位待遇,另一方面还指责大锅饭养懒人,工人们懒惰,今天工作不努力,明天努力找工作,真是让人感叹,这些人的良心到底还有没有?是不是让狗吃了。

进入现代社会以来,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千方百计,为广大的劳动者、普通民众,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,满足国民基本的生活保障。看病不要钱,上学不收费,只要你在公立学校上学,还有生活补贴。下岗失业了,可以向国家申请失业救济。这样编织了一个完善的安全防护网,让穷人能够活得下去,让富人多缴些税,向穷人让渡些财富,大家和平共处,共同生活在一片蓝天下。

而我们,发展的路径恰恰相反,消灭国有企业,人为地制造几千万的工人下岗、失业,把他们全部推入社会,没有收入,没有医保,生病了只能自生自灭,许多人只能靠铤而走险,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,才能找到一丝活路。这样,整个社会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社会治安混乱,道德崩溃,人际关系紧张,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在加深。最关键的,社会不满情绪高涨,执政党的威信越来越低,整个国家出现越来越多的危机。内忧外患,接踵而至,整个社会有大动**的风险。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思考,王一鸣也在思考着下一步怎么办。

从老工人家里出来,大家走了几十米,又进入一户人家。这家的男主人患病在床,几个月前刚被发现得了尿毒症,现在正在接受一个星期两次的透析治疗。因为家里经济困难,住不起院,只能在家里养着。男主人五十岁出头,是水泥厂的下岗职工,他老婆也快五十了,是棉纺厂的下岗职工。首长在大家的陪同下,走进去,女主人迎上来,还没有说话,就开始用手抹着眼睛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强忍着,才没有让眼泪掉下来。

王一鸣看了看他们家徒四壁的屋子,家里也是两间房子,客厅里的方桌上放了一台电视机,冰箱还是老式的,绿皮颜色,靠在墙角。沙发是仿皮的,已经到处是破洞了,海绵都露了出来。

里面的双人**,半躺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,很瘦,很黑,眼睛里没有多少光,看着人面无表情,好像对一切都无所谓了,心灰意冷,躺在那里等死了。

首长走上前去,看了他一眼,问:“师傅,感觉好些了吗?”

那男人冷冷地说:“好什么?也就是等死!”

大家都很尴尬,没想到他会这样回答。

王一鸣连忙插话说:“首长从北京来,专门来看望你了。你有什么要求,可以和首长说。”

那男人说:“没有用,反正我是活不长了。”

站在旁边的孔明亮看这个男人不给首长和王一鸣面子,连忙过来打圆场说:“你有什么困难,现在可以提,我是孔明亮,你认识我吧?”

那男人说:“你是孔书记,谁不认识你啊,我问你,我的医疗费能帮我解决一些吗?”

孔明亮说:“一定能,我回头就安排人来找你谈。”

那男人脸上的表情缓和了一下,说:“好吧。”说着话,站了起来,和首长握了握手,说:“领导,实在是对不起,我厌世了,本来不想见任何人,街道办事处的人做通了我老婆的工作,说是领导来看望慰问,有好处的。我不信,现在信了。你们不来,我看病一分钱都没有地方出,现在每个月透析要两千多块,我们快愁死了,我老婆把亲戚邻居都借遍了,再没有了钱,我只能是等死了。”

首长握着他的手,说:“会有办法的,你一定要有信心,政府不会不管你的事情的。”

站在旁边的街道办事处主任说:“他这个事情,我们一定要特事特办,争取搞一些大病医疗补助,解决他的实际困难,发动大家也搞一些捐款什么的。”

首长说:“这样好,这样好。”

说着话从秘书手中接过一个大信封,里面是一千元的慰问金,递给那个男人,说:“请收下,收下。”

那男人一看果然有钱,于是就笑了,说:“感谢各位领导,谢谢了,谢谢了。”

和男人又聊了几句,知道他和老婆都是下岗职工,现在的生活就靠两个人每个月五百块钱的最低生活保障,女人还在外面打些零工,维持生活。他们有两个闺女,都在外面打工,每个月会寄回些钱,给父亲看病。

从他们家出来,王一鸣感觉心里很难受。他看到首长也是一脸凝重,好久都没有说话。又看望了几户,基本上大同小异,都是下岗职工的家庭,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首长这一次确实是看到了他想看想了解的情况。

但是,那些最真实的东西,他还是没办法看到的,因为那些红灯区的失足妇女,有的得了艾滋病,奄奄一息地等待着死神的到来,这样的人下面的干部根本不敢安排让他看。能让他看到这个程度,许多人心里已经捏了一把汗了。秦书海一路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,察言观色地看着首长和王一鸣的脸。他安排的这次行程,王一鸣不满意了,他会挨批评。首长不满意了,他更怕掉了乌纱帽。难,真难啊!

晚上八点半,宴请结束后王一鸣和李耀把首长送到别墅的大门口,首长和李耀握了握手,但和王一鸣没有握,王一鸣正感到有些诧异,就听首长笑着说:“一鸣同志,你先别走,我还有事情问你。”

李耀一听就明白了,首长是要和王一鸣进行单独谈话,于是连忙笑着拱手告辞。王一鸣是一把手,省委书记,首长找王一鸣单独谈话理所当然。

王一鸣只好陪着首长上了电梯,到了他房间里。秘书倒上水,端上水果,就和警卫关上门,到外面走廊里,站岗放哨去了。虽然警卫是一层又一层,一旦有客人到首长的房间里谈话,他们的职责就是随时盯着门口,不允许任何人靠近,确保首长的安全。

首长去了卧室里,换了一套睡衣,洗了把脸才走出来。看王一鸣还毕恭毕敬地站着,伸出手,说:“坐,坐,不要客气吗。”

王一鸣看首长坐下,才在他旁边的沙发上,侧着身坐着。

首长拿出一支大熊猫香烟,夹在手指上。王一鸣忙拿起打火机,啪的一声打着火,小心翼翼地为他点燃香烟。这个工作只有和赵老聊天的时候,王一鸣才会干。现在有资格能让他屈尊点烟的人,已经越来越少了。首长六十多了,论年龄,是自己的老大哥;论级别,是自己的上级,所以王一鸣这样做,也是合情合理的,显得自己低调,会做人。

首长吸了一口烟,吞下去,细细地品味了几秒钟,才从鼻孔里慢慢地冒出来。首长年轻时烟瘾很大,香烟不离手的,从早晨一起床,除了吃饭时间烟不在嘴巴上,其它的时间,基本上不用点火,因为烟是一支接着一支,根本上是不断线的。

现在年纪大了,听医生的劝告,才少抽了许多。至少在公共场所是不抽了,但一回到房间,到了私人场合,却还是有些瘾。他这个级别的官员,几乎什么都是特供的,香烟你想抽什么牌子的,都有专门的机构配送的,确保货真价实,还得安全,万无一失。

王一鸣坐在那里,心里思忖着,首长到底是想问他什么问题呢。是这两天的接触,让首长对他这个人有了兴趣,还是首长在视察的过程中,看出来很多问题,不高兴了,在私下里想提醒提醒他。要是第一种情况,对于王一鸣来说,是好事情。要是第二种情况,就是不好的事情了,他王一鸣要做好自我批评的准备。

王一鸣心里此时也是七上八下的,他搞不懂首长葫芦里到底是想卖什么药。

这个时候,首长开口了,语气缓和地说:“一鸣同志,以前我对你没有直接的了解,这一次到西江省来,通过这两天的接触,我对你这个人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。我认为,你还是很真诚的,没有糊弄我,我的行程安排还是基本上保持了原生态的,我很满意,你没有搞排练,让我看到了基层最真实的一面,从这一点上来说,你有勇气,是个合格的党员。”

听了这个话,王一鸣心情马上放松了下来,说:“多谢首长,我做得还不够,希望首长多批评,多指正。”

首长笑着说:“我发现,你这个人还很有思想,比一般的领导干部强,他们许多人满足于传达文件,贯彻中央指示,对上面的指示照葫芦画瓢,不敢创新,不知道思考,只满足于对付,唯唯诺诺,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,这样是不行的,我们党员是追求真理的,要敢于思考,敢说真话,如果一天到晚,搞假大空东西,那我们凭什么还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,老百姓能不骂娘吗!我听说,现在民间有‘政策出不了中南海’的说法,说中央的政策严重地脱离实际,下面的地方政府都阳奉阴违,根本不执行,有这回事吗?”

王一鸣说:“我也听说过,是有这么回事。”

首长说:“你给我分析分析,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。”

王一鸣看首长是真想听,估计是昨天自己在车子里的一番谈话,引起了首长的思考,首长认为他王一鸣还是有些水平的,于是就故意考考他。

王一鸣想了一下,说:“这个问题比较大。我还是就事论事吧,这样容易说得清楚。我们这样吧,先换位思考一下,现在老百姓到底最希望政府干什么?我认为无非是这样几件事:物价别再涨了,房价便宜些,收入再高些,社会治安好些,反腐败有真效果,有毒食品销声匿迹,天更蓝些,水更清些,空气更好些。现在这些问题,年年提,年年有,一年比一年更加严重,甚至恶化,老百姓一年比一年更失望,他们才不管你说什么,他们最关键的是有切身的感受。说的再多,没有效果,适得其反,老百姓只能是骂娘。”

首长点了点头,说:“说得好,说得好,继续说下去。”

王一鸣只好继续说下去:“现在这些问题之所以越来越严重,我认为,根子还在中央出台的一些政策上,看似一个接着一个,但都是花架子,根本就不是为了真正解决问题的,而是出于各种利益考量,为利益集团所绑架。有时候,这些政策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,比如说物价飞涨,房价飞涨。怎么控制?说白了还是要先管住印钞机吗!一切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,都是货币问题吗!中国人民银行天天开动印钞机,每一年投放的货币都以20%左右的速度增长,货币暴增,新增发的货币总得有去处吧,它们追逐市场上的一切物品,所以房价涨,物价涨,通货膨胀的速度超过了工资增长的速度,老百姓手中的钱越来越不值钱,存款吧,等于被国家银行公开打劫。存一万元,一年就蒸发一千多块。

“所以,我认为,中央政府最应该做的,是这样几件事。第一,管住印钞机,再也不能想发行多少钞票,就发行多少钞票了,这样数字好看,但都是注水猪肉,中看不中用。我们不能走国民党当年的老路,靠印钞掠夺人民的财富,欺负老百姓不懂经济学。老百姓生气了,后果也很严重,他们不陪你玩了,你什么样的政府都得垮台。现在一边喊着要降房价、降物价,一边却在悄悄地大肆开动印钞机,你这是干什么?糊弄老百姓吗!贼喊捉贼,有意思吗!

“第二,要公布官员们的个人收入、家庭财产。中央政府要带头,今天这个社会,资讯那么发达,老百姓都懂了,连国外的资本主义国家,他们的政客都能公开自己的财产,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,凭什么不能做到?!这说不过去吗!怎么才能取信于民?这样做才能真正取信于民。不这样做,我们的威信就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越来越低,他们认为你这个组织才是贪官污吏的保护伞。你看,你们大人物都不敢公开个人的财产,说明你们没有几个是干净的吗!你们不是说党员不追求个人私利吗?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!所以,党员领导干部财产公开,向全社会公布,让大家监督,而不是像现在偷偷摸摸的,搞党内监督,党内按级别申报,没有什么用的。

“第三,改变招商引资政策。我实在是不明白,我们中央政府有的是外汇,靠开动印钞机,收购了出口商的大量外汇,掌控的美元、欧元几万亿了,用不着,要购买美国、日本、欧洲的外债,等于是借给外国人用,建设他们发达的资本主义。有的给了中投公司,在海外投资,结果屡屡出现巨亏,等于送给了外国人一大笔巨款。而对地方政府,却制定了招商引资的任务,一级压一级,都有指标。就像一个家庭,老子不缺钱,,有的是钱,还借给村子里的流氓、无赖用,说不定就血本无归了,但是,还要求自己的子女每年上缴钱,子女没办法,只能靠出卖家产,实在不行,出卖肉体。你说这样的家长,有没有问题?是不是脑子坏掉了?还有,借出去的钱,会被他们外国佬蒸发掉的,因为他们可以开动印钞机,把你的钱缩水。就是借给他们钱,也不能美国人向我们借美元,欧洲人向我们借欧元,我们今后统统借给他们人民币。可以让他们拿人民币买美元,但是到期要还我们人民币。这样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了吗!

“第四,认认真真做一些事情,把食品问题,空气和水的污染问题,得下力气抓一抓了,不能被国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洗脑了,什么市场能办的,就交给市场来办!市场是什么?马克思早就说过吗?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会不择手段。市场要是自动能解决一切问题,那还要政府干什么?白养这么多人吗?那老百姓养官员还不如养猪呢!政府一定要负起责任,就是到了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,还是得有人出来管事。寄希望于市场会自动调节,是不负责任的,挨老百姓的骂,我认为是活该!失职了吗!”

王一鸣的一番话,分量很重,首长听了,面色沉重,但是他启发王一鸣说的,王一鸣也是骨鲠在喉,不说不痛快。

其实对于王一鸣这样高级别的官员,想捞到向中央高层反映问题的机会,也是不多的。党内哪里还有什么民主,下级见了上级,像是老鼠见了猫,巴结还来不及呢,说还敢说逆耳之言呢!

但是不说,不符合他王一鸣的个性,他现在主政一方,为了老百姓的利益,他不能不说。地方官员拼命地干活,而你们中央官员出台的政策,却招招致命。地方上好不容易有了些收入,给老百姓增加一些补贴什么的,中国人民银行却使劲地印钞票,物价马上就飞上了天,老百姓拿到那多发的几十块钱,照样骂娘。去年青菜一块钱一斤,今年两块钱一斤,老百姓能不骂吗!国民党当年就是这样干的,老百姓虽然不懂经济学,看不懂统计局的数字,但老百姓不傻。

首长听了王一鸣的话,沉思了一下,说:“你说得好,有道理,说明你是思考了问题的,也是懂经济的,我们党内的高级干部,我看真正懂经济的,并没有多少。一般人都是皮毛。学会了几个概念而已。能看懂问题,还能做出分析的,更没有多少。你很优秀!”

王一鸣听了表扬,心里才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。他刚才还在犹豫,自己的言辞这样尖锐,首长能不能接受,要是引起了首长的反感,那后果也是很严重的,虽然不至于因此就摘掉他的乌纱帽,毕竟王一鸣还是有来头的,在中央有大人物为他说话。但是,首长对你这个人有了不好的看法,今后在关键的时候说句话,你的仕途还是要受到影响的。

现在看来,首长还是有胸怀的,肯听王一鸣的逆耳之言。

接下来两个人又闲谈了一下赵老的身体,王一鸣看首长谈话的兴致已经过去了,于是主动起身,让首长休息。

首长送他到门口,握了握他的手说:“好吧一鸣,不错,不错,很有见地。”

王一鸣谦虚地说:“才疏学浅,让首长见笑了,不当之处,还望海涵啊!”

两个人告辞,秘书把王一鸣送到大门口。龚向阳正坐在大厅里的沙发上等王一鸣,一看王一鸣出来了,连忙迎上去。

手机响了几声马上就接通了,魏正东正在家里上网,一看是王一鸣打来的,马上就接了。问:“一鸣,这么晚了,在哪?”

王一鸣说:“在西江啊,陪一个大领导在西城市视察。”

魏正东说:“好事情吗,你这个大人物,现在有机会接触那些顶级大佬了,怎么样?有成就感吗?”

王一鸣说:“刚才我在首长面前斗胆直言了一番,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妥?”

魏正东说:“你都放什么炮了?”

王一鸣说:“就把和你聊天时的东西,什么管住印钞机,公开官员的财产,不购买外债等,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了,不知道有没有问题。”

魏正东说:“不用怕,有什么问题啊!你都当上省委书记了,大不了到中央哪个部门当副职吗!你的乌纱帽掉不了的,还是正部级。当官不为民做主,不如回家卖红薯吗!你就抱着这个思想,干自己该干的事情,就是罢官了,老百姓照样怀念你,比那些什么都不做,光会耍嘴皮子、混日子的人强,老百姓少不了骂他们的。现在当官,光靠表演是不行了,你看互联网上,什么样的帖子没有。网民们的智商现在很高啊!”

王一鸣听了他的一番宽慰,心情顿时放松了许多,于是说:“老哥,几个月没见了,你什么时候到西江来一趟,我现在是省委书记了,可以好好招待你和嫂子了。”

魏正东哈哈一笑说:“好,苟富贵,勿相忘。你王一鸣不错,还有良心。我考虑考虑,什么时候有时间了,提前通知你。”

把电话挂了,王一鸣心情顿时好了许多,是啊,我坦坦****的,正道直行,让我干一天,我就好好干。不让干了,找个单位清闲自在养老去。

第二天一早,吃过早餐,车队浩浩****地离开了西城市,回了省城。

按照安排,下午三点钟,全省厅级以上干部都集中在西江帝豪大酒店的会议室,举行汇报会。首长听取了王一鸣代表西江省委和省政府做的工作汇报,对西江省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。首长最后做了一番指示,谈了谈自己的所思所想。工作人员做了精心的记录,全部录音,会后还要仔细整理,召开专门的会议,向全省干部传达。

晚上吃过晚餐,首长带领随从们上了中巴车,大家还是浩浩****,一路到了机场。首长上了专机,飞回了北京。王一鸣这个时候,才回到自己的住处,和老婆于艳梅见了面。

王一鸣说:“有什么办法?每天那么多事情,总是从天明忙到天黑,又睡不好。”

小龚很知趣,叫了声嫂子,点了点头,就放下王一鸣的东西,关上门回了自己的房间。

两口子几十天没见,自然有许多话要说,孩子、老人问候了一遍。于艳梅伺候着老公洗澡,尽着一个妻子的本分。考虑到明天一早于艳梅就要坐第一班飞机回北京了,这一夜,两口子格外珍惜。

第二天一早,于艳梅吃过早饭就去了机场,王一鸣没有亲自送她,瞿丽雅用自己的车亲自把于艳梅送到了机场,上了飞机。这几天王一鸣不在省城,都是瞿丽雅陪同于艳梅逛公园、逛商场消磨时间。

王一鸣还是八点以前准时赶到了办公室上班。

省委秘书长秦书海到王一鸣办公室简单地汇报了一天的安排,王一鸣点了点头,就让他出去了,然后自己在办公室里刚批阅了一会儿紧急的文件,省委组织部长秦大龙就来了。小龚给秦大龙倒上茶水,关上门就出去了。

王一鸣放下手中的文件,陪着秦大龙在沙发上坐下。

秦大龙把手中的一个文件递给王一鸣,说:“王书记,你看,中组部有人要来啦!”

王一鸣接过文件,看了看,原来是一个来函,中组部有几个干部要来西江,一个局长带队,还有三个工作人员。说是要来西江省调研。具体调研什么,来函里没有明说。

王一鸣一看,基本上明白了八九分,他明知故问秦大龙说:“你说他们是来干什么的?”

秦大龙说:“我猜测,还是为了西江省的领导班子配置问题。我们一个星期前已经把西江省人大、政协召开的时间,正式通知了中组部。这个月二十五号,省政协会议召开。二十六号,省人大会议召开。按照惯例,在会议召开之前的十几天,中组部的审批就该下来了,省政府、省人大、省政协的领导班子都该定下来了。要不然我们怎么开会啊?!”

王一鸣说:“看来他们是来听取我们的意见的。”

秦大龙说:“是的。”

王一鸣说:“按照惯例,他们都要找谁谈话?”

秦大龙说:“省委书记,代省长,省委常委,在职的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,退休的副省级老干部,还有一些重要厅局的厅长、局长,各个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。到时候他们会从我们提供的名单中,挑选谈话对象。”

王一鸣说:“好吧,这件事就由你亲自负责,一定要搞好接待工作,到时候我亲自陪他们吃顿饭。你安排地方。”

王一鸣说:“大龙兄,我们也在一起共事两年多了,关于这一次的人事安排,你有什么看法?”

秦大龙一听王一鸣这样称呼他,就知道王一鸣是想和他交交心了,这两年,两个人的关系确实相处得不错,秦大龙从心里佩服王一鸣,王一鸣也欣赏这个年纪比自己大几岁的组织部长,私下里,两个人还是有不少共同语言的。

秦大龙说:“王书记你想听哪一方面的?”

王一鸣笑了笑说:“你随便谈,什么都可以说。”

秦大龙说:“既然王书记问了,我就直言不讳了,我谈一谈个人的一些看法。这次换届大家现在最关心的,还是哪十几个副省级干部的位子。因为正省级的位子,毫无疑问,都已经没有悬念了。你当省人大主任,李耀同志当省政府的省长,周广生同志当省政协的主席,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。大家现在眼睛盯着的,就是那七八个悬而未决的位子,到底给谁,有资格的人都拭目以待。”

王一鸣看着秦大龙,点了点头,笑着说:“你说你要是省委书记,怎么安排这几把交椅?”

秦大龙说:“毫无疑问,省政府这边是最重要的,谁当副省长,这个位子最有含金量。结合我们省里的实际情况,我认为,孙玉梅同志出任副省长的可能性最大。因为她是唯一的女市长,有地方上工作的经验,省政府也需要一个女副省长,这个是硬件。另外两个副省长的名额,我认为东城市委书记石卫东可能性最大,因为他年富力强,四十八岁,东城市这几年发展得也不错,他秘书出身,又会来事,上上下下都有人。据我了解,中组部那里,有人为他说话。西城市委书记孔明亮资历也到了,但年龄偏大。海城市委书记农晓光,政绩也有,资历也合适,就是人老实些,看着魄力不够,被孙玉梅抢去了不少风头。再说了,一个海城市不能一下子出了两个副省长,所以,我认为,他不可能当副省长,而是在别的岗位上解决个副省级的位子,这个最有可能,比如安排个省政协副主席的位子就可以了。其他的,我认为,交通厅长粟强也是比较合适的人选,交通厅这几年工作成绩非常突出,粟强的个人能力有目共睹,上上下下也都有人为他说话,所以,出任副省长的可能性最大。另外,省财政厅厅长阮建军和省发改委主任张和平,也都有可能。他们两人,都有政绩,位置关键,上面也都有关系。”

王一鸣看他和自己的判断差不多,于是点了点头说:“很好,很好,你的看法基本上和我接近。”

王一鸣问:“省高院和省检察院,你认为谁去合适?”

秦大龙说:“我看农晓光和孔明亮都合适,都是市委书记,有政绩。”

秦大龙说:“有能力,也有政绩,上面也有可靠的关系,但是,这个人可能廉洁上有些问题,我这里就收到过举报他个人问题的匿名信,因为按照惯例,匿名信是不作为举报证据的,就没有查处,但是我想,举报信里反映的问题,总是有一定的原因的。”

王一鸣问:“都有什么问题?”

秦大龙说:“廉政方面的,还有男女关系方面的。”

王一鸣说:“你哪天找出来,让我也看看。”

秦大龙说:“不知道还保存着没有,我回去问一问小文。”

王一鸣喔了一声,说:“是这样啊,但是前几天他表哥来了,你知道,他表哥苏鹏飞的面子,我不能不给啊!”

秦大龙说:“苏部长的面子当然要给,不给,今后我们省里的许多工作,需要M部配合的,就不好办了。所以,我的意思是,政法部门的位子就不要考虑他了,万一今后出了问题,不好看。还是安排他到省人大或者省政协,当个副职算了。”

王一鸣想了想,说:“你说得对,我考虑考虑。”

其他的人选,秦大龙也一一谈了自己的看法,王一鸣看他对于省人大和省政协的副职人选,和自己的看法差不多,于是也就放心了,更坚定了自己的认识,在心中对全省的人事安排,有了一个总体上的思路。两个人聊了半个多小时,秦大龙告辞后,王一鸣接着批示文件,又会见了几批客人。

两天后,中组部的一帮人来了西江,召开了全省厅级以上干部大会,参加会议的还有离退休的副省级以上老同志,会上给大家发了几张表,对拟提拔的副省级领导干部又进行了一次民主测评。然后分头找各个领导干部谈话,征求大家对一些拟提拔为副省级干部的同志的意见。

当然其中的重头戏,还是中组部的局长和王一鸣的单独谈话。出发时部长就特别交待过他,一定要详细记录王一鸣对省人大、省政府、省政协副职领导人选的意见,因为这关系到西江省今后工作的大局。王一鸣不认同的人,就是提拔了,将来也不好开展工作。所以,现在王一鸣的意见至关重要。王一鸣就把自己对各个人选的看法,做了中肯的分析。谈话进行了半个多小时,中组部的局长在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王一鸣的意见,表示回到北京,要向部长做单独汇报,在决策时考虑王一鸣的意见。

王一鸣陪他们吃了一个晚饭,算是为他们送了行,又特意安排秦大龙,把西江省的那些土特产,给各位带点回北京去,算是我的一点意思。

秦大龙连忙安排人去准备,在机场里打包,和行李一起送上了飞机。

秦大龙第一时间拿到名单,连忙到王一鸣办公室里汇报。王一鸣接过文件一看,基本上和自己推荐的人选是吻合的,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。

省级干部的名单是确定下来了,现在最当紧的,就是研究全省正厅级干部的名单。各个市的市长、市委书记,省政府秘书长、副秘书长和各组成部门的厅长、局长、主任,省人大和省政协的秘书长、副秘书长和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、副主任。这牵涉到全省上百个厅级干部的工作变动,是五年一次的政治大洗牌,也是各方角逐的重点。十三个省委常委自然是各人有各人的想法,王一鸣要综合平衡这些关系,拿出一个让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。

这一项工作王一鸣前一段时间已经专门交待过秦大龙和何杰,让他们俩未雨绸缪,先草拟一个大名单出来,然后再上省委常委会研究。现在省级领导干部的名单既然已经定下来了,这几天最当紧的,就是要把各个正厅级干部的岗位定下来。该退休的退休,该去人大、政协的,就去人大、政协。该交流的交流,该调整的调整。

这项工作因为牵涉到各个省委常委的具体利益,谁都想让自己欣赏的人有一个好位子,为各自的派系捞取最大的利益,把控最重要的岗位,这是江湖大佬的本分。因为大家在官场上混了一辈子,这是排排队分果果的最重要的节点,谁没有几个铁杆部下,当年连秦桧都有几个好朋友呢,在官场上,你的影响力体现在哪里?就是你提携的部下够不够多,给他们安排的岗位够不够重要,未来升迁的可能性够不够大。

谁拉扯的人多,谁的人安排得好,位置重要,谁在西江省里就有面子。今后投靠追随的人就越多。所以人事问题向来是中国官场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,其它的都是目,这个才是纲。

既然大家都知道,抢位子的问题是第一重要的问题,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各方明争暗斗,展开激烈的搏杀就不可避免了。

但是官场上的斗和黑社会打架又不一样,小混混们是武斗,这个基本上是文斗,大家表面上都是一团和气,喝着茶,吸着烟,四平八稳地讨论问题,连唇枪舌剑都很少出现,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,在利益的问题上,都是寸土必争,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不等于不激烈,有时候,你处理得不好,有可能出现重大挫折。好在能在这个圈子里玩下去的人,都有着丰富的官场斗争的经验,他们懂得见好就收,风物长宜放眼量。

王一鸣对秦大龙说:“老兄,我安排你和何杰的事情,要尽快启动了。”

秦大龙一听就明白了,说:“王书记,按照你的指示,我和何副书记前些天已经搞了一个初步的名单,现在只需要完善一下,就可以拿出来让你看了。”

王一鸣说:“很好,你马上就和何副书记碰碰头,完善好,晚上我们三个人先研究研究。等我看过了,修改过后,再征求其他省委常委的意见,最关键的是要看一看李耀同志的反应。他如果没意见,我们就召开省委常委会,把最后的结果定下来。”

现在王一鸣心里最担心的,就是李耀到时候会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,他和李耀是第一次在一个班子里以班长和副班长的身份共事。原来杨春风当班长的时候,他和李耀都是省委副书记,可以看着杨春风和刘放明斗,两个人都可以超然世外。但是现在是他们两个人玩游戏了,相互之间,都要摸一摸对方的底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