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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一鸣在高中有个同学叫熊小强,中专毕业后,被安排在县机械厂上班。后来机械厂停产了,发不下工资了。他们夫妇两个,就在机械厂的门口,摆了一个小吃摊点,卖包子、云吞。风里来雨里去,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,起早贪黑干,早上四五点,就起来生火、发面了,晚上十一二点,还没有收摊子回家。长年累月,超负荷的劳动,把熊小强折磨的蓬头垢面,四十多岁的人,看着像是六七十的样子。

前几年有一次王一鸣回县城,同学们为他举行了一次聚会,在县城里一家最豪华的大酒店举行,在县城里的同学,来了二十多个。只有熊小强,通知了几次,还是没有来。大家说他忙,来不了,摊子没人看,他老婆一个人,照顾不过来。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,他是好面子,觉得自己参加这样的聚会,自惭形秽,不好意思。

王一鸣特意问了问他的情况,在哪个地方摆摊设点。

晚上王一鸣住在县委招待所,几个同学陪他聊了一个多小时的天,看看时间,已经是晚上十点钟,王一鸣就想到外面散散步。

同学们提醒说,最好别出去了,现在县城里乱得很,一到晚上,大街上窜来窜去的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,这些人,天不怕地不怕,也没有什么职业,就是在社会上靠打打杀杀,比狠过日子。他们靠为人打架找营生。晚上有时候一喝多酒,就打架。三五成群,很是可怕。打起架来,不知道轻重,是不是就把人给打死了。他们却跟没有事情一样。哎,现在的县城,乱得简直是没法说。

王一鸣没想到,老家会变成这个样子,当时他已经进了北京,当上副部长了,血气方刚,年轻气盛,正是想干一番事业的时候,什么都想了解了解,好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,向更高一级的领导,反映反映情况。再说了,他还当着人大代表呢,他有这个义务。

同学们越说,他越是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。于是就不由分说,拉着几个同学,走出了房间,上了大街。

几个同学还有些犹豫,说要不要通知县委书记,让他派几个警察跟着,你可是大官,出了问题,我们担待不起。

王一鸣说,你们每天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,都不怕,我怕什么。要是通知警察,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。我就是想看看实际的情况。走,反正离机械厂的大门口不远,我们就走路,到熊小强摊子上看一看,顺便吃一碗他做的夜宵,也是非常有意义吗!

大家看劝不住他,几个同学只好随了他。四五个人沿着大街,在县城昏黄的路灯下,一路散步,走了几乎有一公里,才到了机械厂的大门口。

远远望去,在大门口的右侧,搭了一个棚子,棚子里摆了几张桌子,在一个架子车上,摆了四五个炉子,上面有蒸笼,有铁锅,有砂锅,往外面不住的冒着热气。

一个满头白发,矮小瘦弱的男人,在那里忙活着,往砂锅里放着东西,不时地用筷子在里面搅合着。王一鸣一看,这是熊小强,只是腰有些弯了,头发白了一大半。明显的苍老了许多,从外表看,猜不出他是四十岁刚出头的人。

几个同学想喊,王一鸣摆摆手,示意大家别出声,给他一个惊喜。

王一鸣走到熊小强面前,说:“老板,你这都有什么吃的,饿了,要吃点东西。”

熊小强只顾忙活着,头也没抬,就说:“砂锅鸡、砂锅鱼、砂锅丸子,什么都有,饺子、云吞也有,看你想吃点什么?”

王一鸣说:“你就给来五个砂锅,一样来一个吧,再上两笼蒸饺,我们先吃着,不够了再要。”

这个时候熊小强才感到,这个声音,自己好像很熟悉,于是就抬起头,看到眼前站了一群人,都是自己当年的同学,有的就住在县城里,低头不见抬头见。这最前面的一个,就是同学里现在混得最好的王一鸣。当了大官了,整个县城里,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。

熊小强连忙放下手中的伙计,擦了擦手,握着王一鸣的手,说:“你,你,你怎么来了?快坐,快坐。”

说着就对自己的老婆嚷嚷一声,说:“快来打招呼,你看谁来看咱们了,是我经常给你说的王一鸣。”

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连忙走过来,个子不高,胖胖的,看着王一鸣,笑了笑,说:“小强给我经常说起你,说你是全班最出息的人,现在都进了中央,是大官了。没想到还会来看我们这样的人。”说着眼泪就下来了,用手中的毛巾,不住地擦眼睛。

王一鸣一看她这个样子,也受了感染,眼睛立即湿润了,他拉着熊小强老婆的手,说:“嫂子,我和小强是同学,上高一的时候,还同桌半年呢!是兄弟,不管到哪里,都是兄弟,别伤心了,你们不容易,太不容易了。我早该来看你们了,就是没时间。这一次正好回老家,住在了县城里,才知道你们在这里。”

小强连忙把大家往桌子旁让,两口子搬板凳,擦桌子,张罗着让大家坐下。这个时候,又有来吃夜宵的人,小强站起来,说:“对不起了,今天有特殊情况,下班了,请您到别处吧!”来人听说,只好走了。

打发走别人,小强对自己的老婆说:“你去赶快做吃的,什么好吃的,都来一份,我陪他们说话。今天晚上不干了,休息。我陪一鸣好好说说话。我们老同学,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,难得啊!”

几个人坐下,小强的老婆为大家做着吃的,大家围在一起,边吃饭边聊天。

几个同学开玩笑说:“谁也想不到,你这个北京城里的大部长,会在这个地方吃夜宵吧。等明天我们的县委书记和县长知道了,也来这个摊子吃一顿,那小强的这个摊子,就火了。”

小强笑得合不拢嘴,说:“要真是他们来了,免费免费,算是做广告宣传了。”

王一鸣边吃边问了小强家的情况,几个孩子了。

小强说:“两个,一个姑娘一个儿子,姑娘是大的,十七了,在县一高上一年级。儿子今年十四岁,上初二。住的还是机械厂当年给的那两间房子,平房,听说要拆迁了,地皮要卖给开发商了,要建设商品房。我们这个房子,没有产权,属于公房,所以我们得不到一点补偿。”

王一鸣说:“县城里的商品房现在是什么价格?”

小强说:“每平方米一千一二吧,我们买不起的。我和张桂花,都是下岗职工,说是下岗,其实哪里还有我们的岗啊!一分钱都没有。不摆这个摊子,连吃饭都成问题。现在厂子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,厂领导把地皮也卖了,说是还银行的贷款。我们600多下岗职工,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。这几天工人们开始串联,说准备阻止商品房开发,把地皮拿回来,我们集资,在上面盖房子或者商铺卖,算是给大家一个活路。我没去,一来你嫂子一个人弄着这个摊子,肯定是弄不了;二来我也想了,闹有什么用,人家早就串通好了,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,你就是再闹,也是胳膊扭不过大腿,现在谁不知道,官官相护。有钱人帮有钱人,当官的帮当官的,谁还把我们这些小百姓看在眼里。你要是硬闹,人家也有办法,警察别看对治安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现在在县城里,大白天的,两拨人打架,只要不打死人,警察就是走过旁边,他也装着没看见。但工人一闹就不一样了,就不是治安案件了,他们说是威胁了社会稳定,不但警察,连防爆警察、武警都会出动,一个一个,荷枪实弹,戴着头盔,好不吓人。逮着一个,就像农村杀猪的捆猪似的,把你往车后面一仍,拉到没人的地方,在太阳底下晒个大半天,也不让你喝水,也不让你上厕所,你说你服不服。所以进去的人,都学乖乖了,想起受过的罪,都老老实实了。就是再委屈,也不敢对抗政府了。活着比什么都好。我还有两个孩子要供养啊,离开了我,这娘三口,都得流浪街头,成为要饭的。所以我现在是什么活动也不参加了,他们给几个就算几个,我也不闹了,再闹更没有好果子吃。好歹我还有这个摊子,一天下来,还可以挣个三五十块钱,够我们一家生活的了。等把两个孩子供养大了,都能够上到大学毕业,找个好的工作,我就满足了。我经常给两个孩子讲起你,说如果你们上到了大学毕业,找不到好工作了,就去找你一鸣叔叔,他现在是大官了,是个好人,他会帮你们的忙的。等老了,干不动了,我和你嫂子,就回农村的老家。家里好歹还有一片宅子,可以起两间房子,够我们两口住,就行了。这县城里,也不是我们这样的人生活的地方,连喝的水都涨价了,什么都贵,我们也花销不起。”

王一鸣听他讲的,心里一酸,眼泪差点要掉下来,饭也吃不下去了,他没想到,原来在县城里非常风光的机械厂的工人,如今竟然沦落到这样的地步。在计划经济时代,机械厂是全县闻名的八大企业之一,生产的农机配件,行销全国,效益好得很。厂里有篮球场、足球场,设施都是当时第一流的,县城里有什么重大的体育活动,都要借用他们的场地。

那个时候,在机械厂上班的小伙子,在县城里,随便挑媳妇。工资高,福利好,有食堂,有宿舍,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老大哥。没想到,没几年,厂子就不行了,到最后,竟成了这样的结局。

县城里其它的厂子怎么样,王一鸣还想了解了解,就问大家,“当年的八大企业,现在还在吗?”

同学们说:“都垮了,有的地皮早卖光了,上面都开发成了商品房。现在县城里,唯一兴盛的企业,就是房地产开发公司。其它的,都完了。”

“那全县工人靠什么就业啊?”

“哪里还有就业,没人管了,自谋生路。没听电视里天天唱吗,‘从头再来’。整个县城,下岗失业的不下三万人,到外地打工的打工,回农村老家种地的种地,留在县城里的,男的大多蹬三轮,女的大多摆小摊。你看那县城里那么多的人力三轮车,大多数都是下岗工人。女的呢,批发个毛巾、鞋子之类的东西,沿街串巷,叫卖东西。有的长得漂亮的,年轻的,嫌弃干这个丢人,又不挣钱,就去了外地,做了三陪小姐。这样的人多了。现在的社会,笑贫不笑娼,只要你能挣到钱,也没有人说你了。你看那满大街的美容美发店,坐在里面的小姐,店里连一把剪刀都没有,都是干皮肉生意的,他们都是外地人,本地人不在本地做这个,怕熟人认出来。”

王一鸣问:“那你们都靠什么生活啊?”

大家七嘴八舌地说:“各想各的门路。上班的,有工资发,虽然不应时,有时候要拖欠个一年半载,但到年底,快过年的时候,好歹都会给补齐。平常里没有钱了,只能是求亲靠友,借。农村里有地的,还好些,回家还可以要点粮食,自己买点菜,可以过下去了。现在就是怕孩子上学的花费,一个孩子,每年学费带生活费,需要上千块。更怕家里有病人,一旦得病,就是倾家**产。现在好多人没有医疗保险,就是有,也报销不了几个钱,看大病,还是靠东挪西借,家里有一个重病号,全家人的生活都受拖累。在县城里,做个公务员,一个月下来,也就是四五百块钱的工资,门头差事又多,今天他结婚的,明天他家死人呢,都得应酬,封礼,一个月下来,总有几宗事情,这个钱,不花又不行,县城又只有那么大,你接到请帖了不去,下次见了人,没办法开口,你赖啊!没脸见人。于是,就是再穷,也得打肿脸充胖子,鼓着肚子硬撑。所以,现在的生活压力,简直是让人感到喘不过气来了。大街上失业的成群,没有饭吃,就偷就抢,尤其是那些十七八岁,一二十岁的小青年,早早就下学了,找不到工作,没有钱,还想活得风光,有酒喝,有饭吃,于是就拉帮结派,闯**江湖。在县城里打架斗殴,这一派和那一派,为了争地盘,抢生意,经常是大打出手。这些人,都是不要命的,谁下手狠,谁是英雄,大家都佩服。在县城里也就成了名人了,到哪里都有人巴结,整天有人请,连那些当官的,也给这些人面子,和他们称兄道弟,有的甚至拜把子。公安局的破案,也要这些人的帮助,要不然就得不到线索。现在的社会啊,简直是乱透了。一鸣你好歹还是个副部长,有机会见那些大官们,难到下面这些事情,他们一点也不知道,还是知道了,装糊涂。你得向上面反映反映,现在到哪里,都是这个样子的,这样下去,怎么得了!民不聊生啊!”

王一鸣听他们乱七八糟的讲了许多县城里这些年发生的事情,一件一件,都是触目惊心,这些事情,让王一鸣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。他没想到,仅仅是十几年的光景,这个偏僻的县城,就是这样一幅样子了。这个县城,也就是全国的缩影,其它的地方,也不比这个地方好多少。王一鸣承认,自己这些年,官越做越大,到基层的时间越来越少,就是到了基层,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,看到的都是当地最好的一面,所有的阴暗面,大家都对他回避了,谁也不敢讲,谁都怕触霉头。大家一级一级,哄骗上去,就成了村骗乡,乡骗县,一直骗到国务院。

在北京时,看到的都是欣欣向荣的一面,觉得中国简直是太好了,大家一说起来,都是大好局面,蒸蒸日上啊!报纸电台电视台,也是开足马力,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,整天向全国、全世界灌输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,欺人与自欺,让大家都失去了基本的常识,不敢面对现实,整天晕晕乎乎的,在麻醉中混起了日子。

王一鸣感觉到,坐在北京自己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,确实感受不到危机,看不到这个社会现在已经是一团乱麻,官当得越大,离人民越远,也就离社会真相越远。想到自己是这个状况,王一鸣从心里真是感到,可怜那些比自己官大的多的人,他们离社会真相的距离,毫无疑问,是更远了。他们得到的信息都是过滤了多少遍的,他们耳朵里,再也听不到像自己的这帮同学那样,直言不讳毫不留情的话语了,没有一个人向他们说实话,他们从本质上来说,已经是瞎子聋子,怪不得他们的脸上,什么时候看,都是带着灿烂的笑容。他们就像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,这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人,不能说不是悲哀。连真相你都看不到,你还能有什么正确的判断力呢!讲出来的话,做出来的决策,只能是离广大人民越来越远,你不拿老百姓当回事,长此以往,老百姓也就不拿你当回事了。大家你糊弄我,我糊弄你,在相互欺骗中,混起了日子。这里没有发自肺腑的尊敬,爱戴,只有皮笑肉不笑的笑容,应酬的神情,这样的领导人,哪能有什么个人魅力可言呢!

不知不觉,时间就过去了几个小时,看看快到十二点钟了,大家还意犹未尽。小强的老婆还在加菜,王一鸣说:“吃好了,吃好了,嫂子你也忙了一天了,也该休息休息了。”

大家于是就站起来,王一鸣掏出随身携带的提包,从里面拿出500块,递给熊小强说: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,是给两个孩子的,让他们好好上学,争取考上好的大学,毕业后找个好工作,到时候,如果我有能力,一定会帮忙的。别人的不帮,因为找我的人太多,我的能力也不够,但你的孩子,我还是会想点办法的。”

小强推让了几次,看王一鸣执意要这样做,只好留下,说:“别的客气的话,我就不说了,总之,我这一辈子是完了,没出息了,我希望两个孩子比我强,如果他们能够考上大学,到时候少不了还要麻烦你,我们全家先谢谢你了,感谢你来看我,我两个孩子知道了,对他们,就是很大的鼓舞。”

王一鸣说:“你和嫂子也要保重身体啊,该休息时要休息,挣不完的钱啊。身体好了,才能多挣钱。”

小强两口子,不住地点头,说:“记得了,记得了。”

大家握手告别之后,四五个同学,拦了两辆出租车,陪着王一鸣,回了县委招待所。这个时候,县城的大街上,空****的,笼罩着的气氛是令人不安的,不时的有三五成群小青年手里提着酒瓶,喝得东倒西歪的,大声地说话,或者在大街上公然撒尿。有的把喝过的啤酒瓶,狠狠地砸在地上,碎玻璃溅得一片片的。

第二天早上,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来陪王一鸣吃早餐。说起对县城的印象,王一鸣说:“这次回来,最大的印象就是县城里像是回到了解放前的上海滩。这样下去,人民怎么会有安全感。你们都是父母官,该抓一抓了,总不能大家都上不了街,憋在家里,看电视吧。养那么多警察,干什么用的,连个县城都管理不好,我看公安局长该撤职了。”

他的话把县长和县委书记,说的成了大红脸,一个劲地说:“是,是,我们这就安排,限期一个月,再整治不好县城的治安,我们就联合向市局打报告,要求市公安局调换人员。太不像话了,整个县城的社会治安,一天不如一天。晚上老百姓连上街都害怕,我们实在是惭愧啊!王部长你也知道,这县公安局,局长不归我们县委管,是上面局里派来的,可以听我们的,也可以不听我们的,有什么事情,我们还得看他的脸色,真是难啊!”

王一鸣也体谅他们做父母官的难处,知道他们这个位子,也确实不好干。上面千根线,下面一根针,一个大县,要工业没有,财政困难,基本上寅吃卯粮,靠借款度日,有的时候,连县委机关,都会拖欠工资。所以他们见了王一鸣,就像见到了财神爷,想通过他的影响力,给县里多弄点资金。对于他们的要求,王一鸣有时候也会力所能及,安排些资金,特意交代部里的有关部门,对老家这个县倾斜一下。几年下来,也为老家的县,弄了几百万的资金,虽然不多,但也解决了一定的问题。所以他回到老家,说什么话,这些父母官们还都买账。

第二天,王一鸣又在县城里呆了一个上午,抽空到弟弟二虎家看了看。二虎现在是县二中的校长了,副科级,官虽然不大,但管着几百老师,学校的学生,也有五六千了,在县城里,也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了。

最关键的是,大家都知道,他是王一鸣的弟弟,他哥王一鸣是个大官,说的话连市里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都给面子,县长和县委书记,就更不用说了。他这个副科级,还是县委书记和县长,看在王一鸣为县里办了不少事情的份上,特意安排的。

原来二虎上班后,一直在县城的一个初中当老师,成了家,娶了媳妇,生了孩子,两口子都是教师,都在一个学校,日子虽然说不上好,但教师的待遇,在县城里还是有保障的,所以比着别人,还是过得挺好的。

等王一鸣的官越当越大,先是当了市长,在老家引起了轰动。后来又到了北京,做了副部长,回到省里,连省委书记和省长都要给面子了,二虎在县城里,也成了知名人物。

有的局长什么的,要到北京办什么事情,都要千方百计,和二虎套近乎,让他向王一鸣写个信,或者打个电话,通融通融,找人的时候方便些。

二虎这个人,性子爽快,别人三句好话一说,就耐不住性子了,拍着胸脯,为别人办事。有的时候,甚至亲自和别人一起,千里迢迢,坐上小汽车,到北京城里找王一鸣,为别人办事情。当然自己也落点好处,吃点喝点,还可以分点好处费。

王一鸣对这个弟弟也是没办法。知道弟弟是个急性子,直脾气,你说得狠了吧,他生气;你不说他吧,他耳根软,容易为人驱使,不明不白的,为别人跑腿办事,也给王一鸣平添了不少麻烦。

所以王一鸣,对他也是讲究了技巧的,首先表扬了他的热心肠,为别人办事,两肋插刀,这样的性子,在县城里混,肯定有不少朋友,人缘好。但今后要多长几个心眼,不要二两小酒一喝,就拍胸脯保证了,现在办什么事情都不容易,要花钱,找关系,就是不用这些,也欠人情,日后还得弥补。所以那些半生不熟的人,就少交往些,少往自己身上揽事情,少给自己添麻烦。把自己的学先教好,以后有机会,向上走一走。

二虎一听就明白了,原来自己的哥哥是批评自己多事,虽然马上弄个大红脸,但毕竟是自己的哥哥,不是外人,再说了,小时候哥哥没少修理自己,现在也已经习惯了,谁让他是你哥哥了。所以饭吃的虽然不痛快,但从此以后,就长了个心眼,不再像原来那样,为了显示自己能力强,什么事情找到他,他都揽。

过了一段时间,王一鸣觉得自己的弟弟,还是可以造就的。就在县委书记在北京出差,拜会自己的时候,酒足饭饱之际,向县委书记做了交代,想让他关照一下自己的亲弟弟。

县委书记哪敢怠慢,回到县里,就给县教育局长打了招呼,让他提拔王二虎做了学校的副校长,以后又调到教育局,做了股长。两年之后,就提拔了副科级,到了县二中,做了校长。

在县里,这个二中校长的位子,是个肥缺,现在孩子上学都是大事,在农村的孩子,都想去县城里上学,二中虽然比不过一中,但也是重点中学,所以平常里到二虎家送礼的,多了去了。大部分是安排孩子上学的,也有的是师范毕业生,想在二中,找到一个教书的位子。

这当个教师,在县城里算是很好的岗位了,工资有保障,住房好解决,特别是女孩子,当上了有编制的教师,连婆家都好找的多,长的再丑,都有人抢着要。因为你有个好工作。但是,要想得到这样的岗位,不找人,不送礼,在现在的社会,是办不成事情的。

因为二虎的特殊背景,他决定要的人,就是县教育局长,也得给这个面子,所以,找二虎办事的人,很多很多。特别是逢年过节,二虎家里,简直成了超市了。送烟的,送酒、送猪肉羊肉牛肉的,一个春节下来,能拉上一车的东西。这些东西,收了又不算受贿,整个县城里都是这个风气,哪一个领导家里,都是这个样子的,大家见怪不怪了,你不说我,我不说你。

吃不了,就自己办个超市,卖掉,换成钱。所以这几年,二虎的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,除了工资以外,每年都有一大笔灰色收入。手里有钱了,二虎就在县城里买了地皮,盖了房子,楼上楼下,三百多个平方,围着一个大院子。这个条件,放在北京,就是别墅。

爹娘时不时地会到县城里住几天,享受享受儿子的别墅,吃点好东西,在这个问题上,王一鸣承认,二虎是孝顺的。为父母做的事情,比自己多的多。

到二虎家里,王一鸣才知道,弟弟这几年,家里变化太大了。别的不说,光是院子里那喝过的空酒瓶,就可以看出他的消费档次。那些酒瓶,不是五粮液,就是茅台,少说也有几百个空瓶子,虽然不知道,里面到底有几个是假的,但这个消费水平,在县城里,已经是生活在金字塔顶尖的人了。二虎抽的烟,最差的也是红塔山什么的,大中华也经常不断,一年下来,没有个十几万,是过不上这样的生活了。

王一鸣看弟弟过上了这样的生活,心里是喜忧参半。这个结果,是自己当初促成的,没有自己打招呼,他二虎不可能过到今天这个地步。而现在这个结果,确实充满了风险,万一哪一天,二虎犯了事,成了腐败分子,阶下囚,自己也是始作俑者,是自己害了弟弟,让他走上了这样的道路的。

但屋子里陪着的有县委书记和县长,王一鸣不便说什么,晚上他用手机,专门和二虎通了电话。

王一鸣安排自己的弟弟,说:“二虎,你现在不一样了,不是我当初艰苦朴素的弟弟了,你变得爱摆阔气了,连吃的喝的,都这么讲究了,你的工资,没到这个水平,你这样下去,我真担心你,要是把持不住,早晚非出事不可。”

二虎说:“哥,没事,现在的社会,就是这个样子的,在我们县城里,你不这样,人家都笑你傻,有权不用,过期作废。你看我们县的书记和县长,哪一个干上三五年,不是千万富翁,他们说白了,都是利用手中的职权,为自己谋福利。当官发财才正常,当官了不发财,谁也不会干。大家约定俗成,都是这个样子的,谁也不告谁。你看我们县,这么多年了,有一个县委书记和县长进监狱的吗?他们都是那样廉洁吗?谁不收礼啊!逢年过节,光礼金就可以收个几百万。全县哪一个乡镇、局委的一把手,不给他们送礼啊,除非你不想干了。多了三五万,少了也得个一两万,几十家单位,一年下来,多少钱,你算算就清楚了。所以个个查起来,都是贪污犯。和他们比,我这根本算不上号。你放心吧,我就是吃点喝点,挥霍点,基本上没敢往腰包里装多少,够不着犯法的。”

王一鸣说:“人各有志,我也不劝你了,我也管不了你了,但我提醒你,不能忘本,咱是农村娃子出身,没有担待,你占点小便宜就算了,大的贪污受贿,可别干,到时候一旦出事了,谁也保不住你,你还得自己受罪,何苦呢!”

二虎说:“哥,我知道了,我会记住你的提醒的,我会把握好分寸的。”

放下电话,王一鸣感慨万千,看来权力这个东西,真是可以改变一个人,一个多么老实、诚恳的孩子,在官场这个大染缸里,仅仅几年,就蜕变成这个样子了,看来,社会风气的影响,真是太大了。

回到北京,王一鸣心里老是想起老家那些下岗职工的镜头,想起熊小强的生活。他为这个没人管没人问,在主流媒体上销声匿迹的庞大群体,担心,焦虑,自责,好像他们的下岗,是自己促成似的。

确实,在出台的政策中,王一鸣所在的S部,也是主要部门之一。当时,全中国的主流媒体,都在灌输一个观点,我们搞发展,需要一部分人做出牺牲,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

有的经济学家竟然鼓动说:“要牺牲一代工人阶级,没有3千万到5千万的工人下岗,就无法推进改革进程。”

不管什么变革,实际上都是一场利益的重新分配。在这一次变革中,有权的和有钱的,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本,堂而皇之的打着改革的名义,实现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。像赵经天,一年的收入就是几百万,这还是合法的,非法的灰色收入,更是不知道有多少。这些还都不算,国家的钱,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,还可以打着职务消费的名义用公款报销,要么说现在最大的款就是公款了。而普通职工,一年的收入也就是几万元。和这些高管相比,简直是一个天上,一个地下。

这是抢劫,公然的利用权力抢劫,抢劫国家几十年积累的公共财富,从而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,造就了中国的亿万富翁。社会在这个过程中,迅速分化,普通劳动者又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,而官员和厂长经理们,则成了这个社会的成功人士。

王一鸣扪心自省,觉得自己就是这场饕餮盛宴的参与者,得利者,自己的月薪过万,在北京虽然不算什么,但自己这样的高官,都有职务消费,是吃喝嫖赌都可以报销的人,你想花钱,为你埋单的人排起了长队。住的房子虽然不是别墅,但国家给的部长楼,也都是200个平方的,在北京,已经算是豪宅了。自己的家人,像弟弟二虎,从一个穷教师,到一个重点中学的校长,官虽然不大,但位置关键,每天都有人去家里送礼,一年下来,灰色收入不知道有多少,他们也是落了好处的,总之,都属于既得利益者,虽然比着赵经天那样的人是差了好远,人家一出手,就是成百上千万,但比着一般的人,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想来想去,王一鸣却有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,他毕竟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,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些年,还没有完全消磨掉他的锐气,对弱势群体,他有着天然的感情,本来嘛,没有当年赵老爷子的提携,他王一鸣还是王一鸣,说不定现在还是个小职员,被别人呼来喝去,能当个处长,已经是了不起了。什么时候,他都没有忘记,自己就是个农家子弟,没有考上大学的话,那走南闯北的农民工队伍里,就有自己这个人。虽然现在自己成了高官了,成了既得利益者了,但他的良知还在,本性难改。用赵老爷子的话讲,就是他这个人,还是有些良心的,没有忘本。

结果在那年的全国人大会上,王一鸣憋不住了。当时王一鸣虽然调到北京,当了副部长了,但他的人大代表的身份还在,他还属于老家清江省里的全国人大代表。

那天上午,根据会议议程,中央一位主要领导同志,要参加清江省代表团的讨论。根据通知,大家早早的就吃完早饭,收拾停当,在会议开始前,换上最整洁的衣服,特别是那些少数民族的同志,把自己的民族服装,都穿在身上,女同志们一个一个,打扮的像是要参加服装表演似的。他们知道,中央电视台和省里的电视台,肯定要录像,到时候全国人民都会看到这个镜头,这是每一个人露脸的大好机会。

前一天,省委书记老吕就特别交代过了,所有的人到时候都不能乱讲话,要服从命令听指挥,要统一口径,要多讲成绩,少谈缺点,要让中央领导同志高兴,让他对我们清江省留下一个好印象。现在他是省里的一把手,他说了算。

当然,他这些话主要是对着省里的同志说的,那些人都在他手下干活,他说免掉谁的官,谁立马完蛋,他是省里的一把手,说一不二。但对于王一鸣,他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,王一鸣才不用看着他的脸色说话,他是中组部管的副部长,老吕这样的话,传达到他的耳朵里,只能是激起他更大的不快,或者说是反感。

从心里讲,王一鸣也不喜欢这个老吕,讲话假大空,官话套话一大堆,看似滔滔不绝,但仔细一过滤,没有几句是讲到点子上的,比着赵老书记,那水平差的简直不是一点点,王一鸣也怀疑,这组织上是怎么用人的,怎么把这样一个人物,提拔到如此重要的岗位上来了。

但细细一想,就明白了,老吕这样的人,擅于琢磨上面的心思,上面喜欢什么,他就说什么,又会做表面文章,口才也好,讲起话来,一套一套的,不但可以糊弄一大部分老百姓,连中央的那些大领导,如果没有和他长期接触过,单凭第一印象,有不少人还真是会上当。

这也可能是他官运亨通的原因之一吧。

王一鸣是见过大世面的人,他跟着赵老书记多年,对于人,有敏锐的洞察力,长期的宦海浮沉,也让他有了敏感的直觉,他能从一个人的一举一动和下意识的动作中,筛选信息,做出自己的判断。

在江北市当市长的最后一年,王一鸣从老吕对待自己不冷不热的表情,和假惺惺的握手动作中,就知道,自己和这样的人,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去的。他对王一鸣冷淡,别的官员也看了出来,就加倍地对王一鸣冷淡。落井下石,是那段时间王一鸣体会最深刻的几个字。

当然王一鸣不听他的话,执意要在中央领导面前说实话,绝不是为了和他对着干,不给他面子,报自己的一箭之仇。

王一鸣觉得,自己这个人民代表,虽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,和人民基本上没有关系,自己就是不发言,尸位素餐,谁也无话可说。但自己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人,不能昧着良心说话,自己还是个党员,是高级干部,是有责任为了人民的利益鼓与呼的。

自己目前有这个身份,有这个机会,又了解基层的实情,为什么不能替老百姓说句话,就是因此这个人大代表干不成了,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,也算是不辱使命。最关键的是,他本性如此,这么长时间的所见所闻,所思所想,已经让他再也憋不下去了,他要开炮,他要发言,谁不让他说也不行,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。

上午九点,中央领导同志来了,大家一起列队迎接,先是合影,照相,电视台拍新闻,掌声雷动。在座谈开始前,中央领导同志特意绕会场一周,和大家挨个握手,当时的气氛热烈祥和,大家一个个笑容满面。

到了座谈的时候,大家按照事先安排的次序,从高到低,挨个发言,大家的发言虽然是慷慨激昂,但清一色的都是赞扬党中央、国务院的正确领导,然后汇报自己所在的部门,取得了伟大的成绩,然后再展望未来,信心百倍。

说的中央领导同志不住的点头,一开始还往自己本子上记记,到了后来,看大家说的都是一个样,也懒得记了,只用慈祥、和蔼的眼光看着大家,不住地点头,摆手,到了最后,实在是忍不住了,中间插话说:“同志们,我知道大家的意思了,赞扬的话就不说了,我来是想听听基层的意见的,多让来自基层的同志们发发言吧,最好是谈出些实际问题来,供中央政治局决策做参考。像这样一直唱赞歌,说实话是浪费时间,我们是人民代表,不能光讲好话,不好的话也要讲,也要听,这样我们的工作,才能少犯错误,不犯错误。”

中央领导的目光扫过来,扫过去,扫到谁的脸上,谁都是一副弥勒佛的样子,有的干脆不敢面对,看到领导的眼光过来了,马上做出低头写字的样子,在面前的笔记本上,胡乱地画几个字,目的是逃避,不敢发言。

当时王一鸣的位子,正好安排在中央领导的对面,他的目光,是坚定的,胸有成竹的,他微笑着看着中央领导,等领导的眼光扫过来的时候,他没有躲避,两人一对视,会心地一笑。

中央领导觉得,这个年轻人,和别的人表现的气质不一样,于是就伸出手说:“你来谈谈?”

王一鸣点了点头,按下自己面前的话筒开关,说:“既然大家都那么谦虚,首长又点了我的名,我就冒昧的说几句吧!”

其实,王一鸣和这位中央领导,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的见过面。这位大领导,是改革的主要干将,主抓经济,是那些年中国甚至世界舞台上,一个令人注目的风云人物。他以感想,敢说,敢干出名,是公认的铁腕人物。像王一鸣这样的副部长,在京城里多得不得了,在这样真正的大人物面前,是不起眼的。他也不认识王一鸣,当然王一鸣认识他。

王一鸣开口发言的时候,他看到,老吕歪过头,向中央领导介绍着什么。原来中央领导问了老吕,这个王一鸣是干什么的。

老吕介绍说,这是S部的副部长,原来是我们清江省江北市的市长,他是赵副总理的秘书。

中央领导听说王一鸣是赵老的秘书出身,马上在笔记本上,记下了王一鸣的名字。对于赵老,在中国的政坛上,那是有相当高的威望的,虽然他现在离职了,但影响力还在。所以他的秘书,自然会被人高看一眼的。

王一鸣说:“各位代表,在这里,我想谈谈我上一次回老家时看到的真实情况。我的老家在河川县,整个县有一百一十万人,是出了名的农业大县。原来县里有著名的八大工业企业,这一次我回老家,发现全部倒闭了,有的工厂,连地皮也卖了,说是给了开发商,做商品房开发。整个县城,原来有八万多人,现在光是下岗职工,听说就有三万。一家按三口人算,在县城里生活的人,就是说家家都有下岗职工,有的是双职工全部下岗。因为厂里实际上除了地皮,什么都没有了,银行的贷款,要首先偿还。这些下岗职工,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补偿,就被无情的推向了市场、社会,自谋生路。那些年纪大的,实际上已经丧失了重新就业的能力,现在县城里,连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,何况那些四十五十岁的老工人呢!他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,上有老下有小,孩子要上学,老人体弱多病,还需要他们赡养,他们却在这个年龄,被扫地出门,没有了任何收入。现在县城里,摆地摊的多,推三轮的多,美容美发店也多,许多女人,被迫从事色情业,靠出卖自己的肉体,换取可怜的生活费。需要说明的是,这些工人,都是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上班的,他们长期拿的是,国家给予的超低工资,每个月几十块钱,只是够他们的生活费,当时他们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国家,他们的工资虽然低,但有免费的医疗,免费的住房,有退休工资,生活水平虽然低,但是还是有基本的保障的,现在因为改革,一夜之间,这些都不存在了,他们在为国家贡献了青春之后,被彻底抛弃,这样一个群体,从全国来说,初步估计,有5000万人,他们牵涉的家庭人口,有一亿人口,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群体,是改革的受害着,是牺牲品,我建议,国家是不是从全局出发,从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,也从社会的公平正义出发,给这些人一个说法,让他们没有被抛弃的感觉,牺牲的感觉,毕竟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,虽然是中国特色,但这个特色只能是比资本主义更有人性,更温情,更公平,更合理,如果连资本主义、资本家都能做到的,我们却不做,不作为,那我们真是愧对先烈,愧对祖宗,须知我们这座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,就是千千万万个劳苦大众,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铸就的。抛弃了他们,我们就是忘恩负义。我的发言完了,希望能够引起中央领导注意,不能对这个群体忽视不管,更不能听从那些丧尽天良的经济学家的说法,需要几代人牺牲。我们的百姓实在是太好了,他们牺牲了一代又一代,难道他们就应该永远牺牲下去吗!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,这个道理是谁都懂的,失去了人民的信任,我们这个国家就不稳定了。这决不是危言耸听!”

整个气氛也变了,老吕的脸上从震惊,到恐怖,再到惶恐,他也不知道,下一步要如何收场。

事情已经发生了,它要按自己的规律,发展下去。

中央领导的脸,从原来的微笑,变的特别凝重,他的脸上,是前所未有的严肃表情,目光灼人,看着吓人,他不断在本子上记着什么,用剑一样的目光,盯着王一鸣的脸,让在场的每一个人,都为王一鸣捏把汗。

当然,也有人暗自叫好,认为王一鸣做的对,就应该这样实话实说,让中央领导知道些基层的事情,做决策时,不要太脱离实际,危害民生。

当然也有幸灾乐祸的,他们看着王一鸣,心里乐开了花,心里说,你这个愣头青,瞎逞能,你这一次要倒大霉了,说不定你这个副部长,就干不下去了,丢人打家伙!你以为大家都不知道这些,就你自己知道吗?你错了,这样的情况,大家都知道的乎乎清,但是没有人做这个愣头青,人家就是聪明,多一事不如省一事,官场险恶啊,人家是老练沉稳,谁像你,这么忖不住事情,看你到底如何收场。

中央领导这个时候,还是表现出了大家风范。虽然以前,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,敢于在他的面前,这样肆无忌惮的说出了事实与真相。有些话语,甚至带有指责的意思,因为他自己,就是这项政策的始作俑者,一开始,他也感到接受不了,但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宦海浮沉,已经让他有了听别人说话的胸怀,虽然不好听,也要听。

他最后总结说:“你的发言很好,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准确不准确,基层的情况,你了解的全面不全面,但我要说,你这种敢于讲自己心里话的勇气,就很好,像个党高级干部的样子。我们的人民代表,就是要这样说话,畅所欲言,有什么说什么,把自己看到想到的,向中央汇报清楚,为中央决策,提供参考。但有一点,改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,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改革,小平同志说过,改革不能走回头路,倒退是死路一条。所以有些牺牲,有些不圆满,是可以理解的,我们要调整,争取兼顾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。你这个意见我接受,好,谢谢你!”

说完大家就一起鼓掌,把这个尴尬的气氛,算是缓和了下来。

但以后的时间,没有谁敢于讲尖锐的问题了,大家又恢复了以前的排演,说些无关痛痒的大话空话,哄得中央领导又谈笑风生,笑容满面起来。

看看时间差不多了,老吕宣布,会议结束。然后陪同中央领导,视察了一下清江大厦,看望了为大会服务的工作人员,又参观了省里的规划展览。代表们三三两两的陪同着,王一鸣作为副部级高官,还是走的相当靠前,他观察到大家的目光都躲避着他,生怕他这个愣头青,给自己带来了晦气。中央领导也显得心不在焉,对什么也没有兴致,都是应付而已。

老吕更是气得肺都要炸了,他原以为自己的安排天衣无缝,让大领导高兴而来,满意而去,对他有个好印象,自己的仕途,就又加了几分。说不定今后还有提拔的机会,但被王一鸣这一搅合,全乱了套了。

老吕虽然心里不高兴,但对于王一鸣,却一点办法也没有,王一鸣现在是副部长,也不归他管,他连给王一鸣穿小鞋的权力也没有。再说了,王一鸣手里还握有重权,清江省每年上报的项目,有不少是要经过S部的审批的,要想要到钱,这是必不可少的程序。S部本身也有很大的资金分配权,像王一鸣这样的实权人物,每个人手里都有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资金审批权,是地方部门刻意巴结的对象,所谓的“跑部钱进”,就是千方百计的找这些中央部委机关的头头脑脑们,让他们在制定政策、分配资金的时候,对某个地方倾斜一下,照顾一下,所以权衡了一番,王一鸣仍然是不能得罪的人物。老吕只好咽下自己心里的恶气,对王一鸣还是笑脸相迎,但那张脸,已经笑得有些变形了,是典型的皮笑肉不笑,看着让人更不舒服。

中央领导执意要走,大家只好都出来相送,老吕和省长老窦走在前面,其他的人按照职务大小,自觉的排好了队,这个大家最有经验了,常在官场上混的人,这是常识,他们用眼睛一扫,就知道自己该走到什么地方了。

王一鸣是中央部委的官员,自然走在清江省那些副省级干部的前面,他的后面,跟着的是省委常委和几个副省长、省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们。大家都不说话,眼睛都看着前面大领导的脑袋,争取抓住最后的一分钟,和领导最好能够握一下手,留个好印象,以后万一还有见领导的机会,也好找到说话的由头。就是再没有机会见面了,也是终生难忘的回忆吗!

大领导毕竟是大领导,什么事情都会做的得体,只见他转过身,和站在第一排的各个副省级以上干部,挨个握了握手,微笑着,看着大家,然后弯腰钻进了车子里,车开动的时候,还挥着手,向大家不住的打招呼,让大家都感受到,大领导的平易近人,情真意切。

众人站在那里,像是触电了一样,目送着大领导的车子缓缓开出了大门口,加速,拐上了主干道,一溜烟而去,才缓过神来,大家簇拥着老吕和老窦,往回走。

这个时候,大家才发现,老吕刚才脸上的笑容突然不见了,表情凝重,一句话也不说,闷着头往回走。

王一鸣跟在后面走了几步,觉得这样的气氛确实不舒服,这顿饭,再在这里吃,是一点意思也没有了。于是就打电话,叫了自己的司机,让他赶快来接自己。

等车的时候,王一鸣顺便上了一趟洗手间,想想心情郁闷,这个中午,不找个人倾诉倾诉,心中的苦恼是无法排遣了,在京城里这么久,官越当越大,但能够说知心话的人,是越来越少了。想来想去,他想起了魏正东。

那个时候,魏正东也是刚回国不久,在一所大学当副教授,在北京也不认识几个人,只有和王一鸣,关系最亲近。于是王一鸣就找了地方,打通了他的电话。

王一鸣问:“正东兄,有时间吗?”

魏正东说:“你找我,就是没有时间,也得挤时间吧!”

“那好,我去你那里,在你家附近,我们找个地方,吃顿饭,聊聊天,我有事情问你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王一鸣有专车,自然什么都是方便的。

在魏正东家附近的一家酒店里,王一鸣定好了包厢,然后就通知了魏正东。

魏正东来的时候,看见包厢里的王一鸣,情绪很低落,就问他:“出什么事情了?中午找我,这不像你的习惯。”

王一鸣说:“上午我一冲动,给自己添麻烦了,我想请你分析分析,毕竟当局者迷,旁观者清吗!”于是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,说了一遍。

这个时候,菜也上来了,两个人边吃边说。

魏正东吃了一会,放下筷子,思忖了一下说:“是福不是祸,是祸躲不过。你既然已经这样干过了,再后悔也已经晚了。要我看,你尽管放下心,没什么不得了的事情。这个事情,要是放在别的没有背景的人身上,可能就是大事情了,说不定头上的乌纱帽都得丢。这决不是危言耸听,曾经有一次,这个大领导在外地视察的时候,有一个省的省长因为汇报的时候,说的领导不满意,当场反问了他几个问题,因为事先没有准备,这个省长张口结舌,当场就下不来台。被领导抓住机会,当着许多人的面,狠狠地批评了一顿,结果没过半年,省长的工作就调动了,到了全国政协,当了个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,其实就是变相免职了。这个大家都知道。这个命运,我想不会落到你的头上。一来你的问题,是实事求是的,是他要求你讲,你才讲的,是为基层老百姓说话的,不是为了你自己的私利,如果因为这个,你受到了打击报复,那大家会怎么议论他,他是要掂量掂量的。就是心里对你不舒服,在这个问题上,他作为大领导,也要顾忌他的威信和声望都要受到影响,所以你不会因为这个问题,受到牵连。二来你的背景不一样,赵老的威望还在,他老人家就是不说话,也基本上没有人,敢于和你故意过不去。大家都看赵老的面子,就是有问题,也会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。放心吧,你不会有事情的。”

混到这个位子,你要说谁是一心为民的,从来不为自己的位子操心,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,那是不可能的。人都是人,都有天然的趋利避害的心理。王一鸣也一样,虽然他有为民请命的心思,但你让他年年轻轻的,为此断送掉自己的全部前程,和中央领导对着干,到最后落个凄惨的下场,官也丢了,权也没了,说什么也没人听了,完全成了官场的边缘人物,那对他也是不公平的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