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章 暑假

6月中下旬，伴随着恼人的黄梅天气而来的，还有更加恼人的期末考。期末考前，小城里连着下了几天的暴雨，新闻里说这次暴雨淹没农田一万多公顷，好多地方都出现了塌房、毁桥的灾情。想起往年每逢受灾，爸爸都要下乡去抢救棉田，让我和妈妈好生担心，如今虽然我们不用再担心爸爸，但是这样的灾情依旧牵动着我们的心。受灾过后，单位和学校里发起捐款捐衣，妈妈不仅捐了款，还把爸爸所有的衣物都捐了出去。不过，面对着肆虐的暴雨，虽然知道自己不应该，但心底里还是阴暗地希望它能多下几天。可没想到，天不遂人愿，就在期末考试前一天，雨停了。

恼人的期末考试终于结束了。我和陆义阳都考得不太理想，但至少，他不需要再留级了。我们去学校领了成绩报告单回来，就把它塞进抽屉，忙不迭地转身迎接阳光灿烂的日子——暑假开始了。

陆义阳家院子里的葡萄架上浓荫一片，挂满了一串串绿色的葡萄。陆叔叔每天最开心的事，就是下班回来，先泼两桶井水在地面上，蒸发了暑气，然后搬一张矮桌在葡萄架下，就着一碟猪耳朵或者猪头肉喝啤酒，不时抬头望着即将迎来丰收的葡萄，咂着嘴，跟我们吹牛，说这葡萄秧子是他最要好的战友送的，是最好的巨峰品种，一定甜得不得了。他不厌其烦地跟我们讲他在部队里的事，半夜集合拉练，那时他还小，瞌睡，不知不觉落了队，突然间背后有一双手搭在他的背上，他本能地想回头，却一个激灵，立马清醒了，想起老兵们说的，狼最喜欢从背后搭人的肩膀，等你回头，就一口咬住你的喉咙。他心里“咚咚”直打鼓，又不敢叫，只好把心一横，狠狠按住肩膀上的那两只爪子，背着那只狼没命地跑起来。等他跑到营地，一看见哨兵，就昏死了过去，他的屁股早被狼的后爪抓得稀巴烂了。

我第一次听这故事的时候，惊悚地睁大了眼睛，“嘶嘶”地直抽冷气。但是当我第五遍、第十遍听这故事的时候，我已经跟陆义阳一样，毫无反应，只忙着翻捡酒槽里的泥螺来吃了。

陆叔叔有时讲得高兴了，还会让王阿姨拿两只杯子来，给我们一人倒上一小杯啤酒。陆义阳还挺受用，乐呵呵地喝着，把猪耳朵嚼得“嘎吱”响。我却被苦得直皱眉头，觉得果然是“猫尿”没错。

那一顿晚饭，通常会从晚霞满天，一直吃到天色暗下来，天空开始缀满星星。一天的燥热也渐渐散去了，晚风习习，虫鸣阵阵，家家户户的窗口飘出新闻联播的声音。

吃完晚饭，我们就会把老早就泡在一桶井水里的西瓜捞出来，切成半圆形的大块，分着吃了。那时候冰箱还很罕见，被井水泡过的西瓜却有冰镇一般的效果，分外凉爽可口。

有时候妈妈也会给我一些零花钱，让我和陆义阳去弄堂里的小店买橘子汽水喝，或者买冰棍吃。那便是我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候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们从小店买了汽水，用塑料吸管插了，一边喝一边往回走。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弄堂口乘凉的人也不多了。忽然，陆义阳猛地拉了我一把，把我拉进一旁小弄的暗影里，并把一根手指头放在嘴上，示意我不要说话。我正奇怪，就听见后面传来自行车轮子“咕噜咕噜”缓慢转动的声音。然后，我又听见有两个人在说话。

“现在还不算晚，我们要不要再去走走？”是一个男的在说话。

“我爸爸还等着我呢……”竟然是玲子姐姐。

我和陆义阳对视了一眼，我赶紧捂起了嘴巴偷笑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

说话声音消失了。正当我们有些不耐烦的时候，一辆自行车突然“哐当”一声在我们面前倒了下来，差点砸到我的脚背，要不是我早就捂住了嘴，恐怕就叫了出来。我们抬起头，看见就在我们的前面，不到一米远的地方，有两个人影正扭动着紧紧贴在一起。玲子姐姐似乎是在抗拒，她的两只手握成拳头，轻轻捶打着那个男子的胸口。她的嘴唇完全被他咬住了，只能发出非常微弱的“唔唔”声。

这下不只是我自己捂着嘴巴了，陆义阳也伸了手过来捂住我的嘴巴。我们僵硬地站在暗影里，浑身像被人点了穴一般，只有汗水不断地涌出、滴落。

我们看着那男人的手，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，撩起玲子姐姐连衣裙后面的裙摆，伸进她白色的三角**里去。这下玲子姐姐真的挣扎起来，一把推开了他。

那男的笑了笑，弯腰扶起自行车，伸手想揽住玲子姐姐的肩膀，玲子姐姐却缩了一下，和他保持了一点距离。他们一前一后继续往我们那栋楼的方向走去。

等他们走了好一会儿了，我和陆义阳还呆呆地站在暗影里，面面相觑。我们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慌张，好像是我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不久之前，小城电影院里上映《芙蓉镇》轰动一时，一票难求，但大人们绝对不会带了我们去看的，听说就因为里面有接吻的镜头，这部电影被冠以少儿不宜的名头。可是就在刚刚，我们却亲眼目睹了一场热烈的接吻，一次把手伸进**里去的“耍流氓”。我们被震惊得有些晕头转向，默默无语地走回了家，甚至忘了喝完瓶子里剩下的汽水。

玲子姐姐有了男朋友。很快，他们的关系就公开化了，我们也就堂而皇之地见到了那个男人的真容。他看起来高高瘦瘦，白净斯文，架着一副金边眼镜，看到玲子姐姐的时候，镜片后面的目光闪闪发亮，充满了笑意，像春天满溢的井水一般，稍一撩动就波澜**漾。

我们经常会在夜晚的弄堂里碰到他送她回来，两个人慢吞吞地走着，悄悄地说着说不完的话，即便到了楼下，还要说无数遍“再见”，才会真的分手。但是像那一夜那样惊心动魄的事情，却没有再在弄堂里发生。我们想，那也许是因为他已经可以上门了。

我们亲眼看见在一个周末的上午，他拎了大包小包，走上了通往玲子姐姐家的楼梯。从那以后，他大概是得到了玲子姐姐爸爸的认可，开始频繁出入她家。这是很不容易的，要知道玲子姐姐的爸爸对未来女婿的要求可是出了名的高。他们夫妻俩三十几岁才得了这个宝贝女儿，而玲子姐姐的妈妈因为高龄产女，生产时大出血，身体倒了，没几年就去世了，从此以后他一个男人一把屎一把尿地把玲子姐姐拉扯大，不晓得受了多少苦。如今，他只一心盼着玲子姐姐能嫁个好人家。从大人们的口中，以及街头巷尾的闲聊中，我们得知这个“毛脚女婿”是大学生，现在机关工作，他的爸爸是我们当地一家国营工厂的副厂长。不要说玲子姐姐，连我们都觉得这个男的条件不错，值得玲子姐姐好好把握。因此当我在周末去找玲子姐姐梳辫子、而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尽心尽力招待我、只忙着打扮自己的时候，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。

我“失去”了玲子姐姐这个好朋友，但是并没有感到伤心，因为，那个时候，我已经有了另一个好朋友——孙霞。

我们的结缘起自于期末的一次体育课，当时正逢仰卧起坐考试。体育老师让我们两两分组，其他女生都找了自己要好的女生，到最后，就剩下我们两个。我无奈地朝她笑笑，没有选择地跟她成了一组。她是我们整个年级个子最高的女生，足足比我高了一个头。因为个子高，被老师安排坐在最后一排，加上她和我一样性格内向，寡言少语，所以坐第一排的我竟从未注意过她，只知道我们班有个女生外号叫“长脚”。

但那时我们还未真正熟络。直到暑假快要过半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去小店里帮妈妈买雪花膏——那时的雪花膏都是装在一个一尺来高的玻璃瓶里，要自己拿了类似于雅芳那样的雪花膏瓶去装的——我惊讶地发现她竟站在柜台前打酱油。

在我们互相表达了惊奇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她也住在这片小区，离我家只隔了四栋楼。我们彼此都有一种“相逢恨晚”的感觉，我当即掏出剩下的“跑腿费”，请她吃了一根赤豆棒冰。我们不顾炎热，站在小店屋檐下边吃边聊，我问她暑假作业做得怎么样了，她说已经都做完了。我说拿来给我抄抄。她说好的。

从那天起，她经常到我家来，我们一起看书、看电视，一起用水彩笔给塑料娃娃化妆。有时候我也会去她家，但是由于我不喜欢跑她家的四楼，也不怎么喜欢她家里弥散的中药味，所以还是她来我家比较多。她爸爸跟我妈妈一样，在机关里工作，她妈妈是体校的会计，他们都是那个年代的“天之骄子”大学生，可是他们的高学历却没有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的“高”能力。她家永远给人一种杂乱无章、怎么打扫也打扫不干净的感觉：饭桌上被烫掉了一大块油漆，碗碟都是缺了口的，沙发的弹簧坏掉了，坐下去一边屁股高、一边屁股低，书桌上不常碰到的角落积着一层灰，卧室里随处散落着揉成团的衣服，厨房里的窗帘被油烟浸得往下滴着油……

后来她告诉我说，她妈妈是西安人，跟她爸爸是大学同学，结婚后来到这里过日子，却一直水土不服，身体不怎么好，没有那么多精力来打理生活。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关于她家庭的这点“缺憾”，让我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，一下子从心理上得到了某种平衡。总之，我记得那天我破例买了五毛钱的娃娃雪糕请她吃，还掏心窝子地跟她谈了许多话，从那以后，我们变得更亲密了。

我有孙霞，而陆义阳有他的“大头”，女孩子和男孩子永远有各自的世界，我们玩我们的洋娃娃、明星粘纸和手工活，他们玩他们的扑克牌、弹弓和天牛。但是有时候，我们也会团结在一起，共同应对漫长的暑假带来的无聊和空虚。

最先是“大头”提议的。他长得又黑又瘦，却格外皮实，体育成绩遥遥领先于他的文化课成绩。他不算难看，正面看上去还挺正常的，但就是因为长年剃着极短的头发，露出一个像水瓢似的突兀的后脑勺，所以得了“大头”的外号。他是陆义阳最要好的朋友，好到文具、作业本、背心**、零花钱……什么都可以一起分享的程度。

“大头”说，他有个亲戚是“海里头人”（那时我们把沿海乡镇的居民统称为“海里头人”），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玩。说是站在他家门口，可以看到大海。

这个提议让我们兴奋不已。虽说我们自小生长在拥有六七十公里长的海岸线的滨海小城，其实却从未真正见过大海。因为小城的地貌是由丘陵、平原和滩涂组成，也就是说，跟一般人对海滩“蓝天白云、椰林树影、水清沙幼”的印象不同，我们有的只是一大片连绵不绝的由粉细沙和沙质泥组成的黑色滩涂。

我们各自回去说服了自己的父母。在答应妈妈只能在外过一夜、且必须有大人陪同才能下海的要求后，我得到了许可。然后，在一个清晨，“大头”带领我们，到小城汽车站坐了一辆充满脚臭味的面包车，一路从柏油马路开上水泥街面，又转成拖拉机，开过颠簸的尘土飞扬的沙石路。在拖拉机震耳欲聋的马达声和绞肉机一般的震动中，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，在一个村口下了车。从拖拉机上下来的时候，我的腿已经不属于我了，屁股痛得好像挨了一顿板子。

“大头”的亲戚，一对皮肤黝黑、牙齿却很白的渔民夫妇和他们如出一辙的五六岁的儿子接待了我们。我从口袋里掏出为小男孩准备的奶糖，却发现已经被捂成了半流质。好在他并不介意，用舌头舔着吃了。

他们家是一排砖木平房，顶上的黑瓦跟鱼鳞似的一溜一溜叠着，屋檐下装了铅皮管子承接雨水，汇集起来流到角落里的一口大缸里去，他们称之为“天落水”，用来烧水煮饭。院子里还有一口井，不过井水碱性太大，主要用来洗东西。一直要等到九Ο年代初，村子里才普遍用上自来水。平房正中间是客堂兼饭堂，两边是卧房，最旁边是杂货间，用抹了石灰的红砖围起来一个院子，墙头上晒着绿色的渔网，地上晒满银色的小鱼干，空气里飘散着浓重的鱼腥味。那是80年代末，村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平房和院子，很少看到两层楼以上的房子。

他们热情地给我们倒了凉开水，招待我们吃了午饭，大白米饭、水煮潮虾、清蒸咸鱼、紫菜蛋汤，简简单单的，味道却是格外鲜美。吃饱喝足，我们不顾正当午的毒日头，吵着非要去下海不可——从他们家当然是看不到大海的。却被男主人告知说，此时正是涨潮的时候，只能安排我们明天一早下海。

乡村生活看上去如此贫乏，没有电视机，没有橘子汽水，没有冰棍，却仍然充满了未知的魅力。即便是对我们这些生长在小城的孩子，也并不总是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大自然。因为在当时，农村和城镇虽然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，却意味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。

晚些时候，当太阳快要落山，“大头”让小男孩领路，带着我们去了村后的池塘。小男孩只穿了一条短裤，赤膊光脚，脚步如飞地穿过狭窄的巷道和土梗。

太阳隐没在云层后面，火烧似的晚霞弥漫天际。池面上有风吹来，带着咸湿的气息，吹到脸上是粘腻的，好像留下了一层晶莹的盐粒。河岸边长满了芦苇，随风摆动，有水鸭子一类的水鸟在河面上滑翔，拨出无数个涟漪。那河水是深绿色的，到河中心更是深得成了黑色。

陆义阳和“大头”脱了衣服裤子，只穿了一条短裤，将岸边的一只旧轮胎用力掷向河面，“咚”的一声，轮胎半没入水中，又很快浮了上来。他们“扑通扑通”跳进水里，掀起很大的水花。水浪一层一层涌过来，打湿岸边我和孙霞**的小腿。

他们奋力朝旧轮胎游过去，抓住它的边缘，然后趴在上面，向我们招手：“来啊来啊！”我们直摆手，只敢撩起裤脚，将双脚浸没在凉爽的水中。我们都不会游泳，而且在逐渐暗下来的天色里，那河水显得愈发深沉起来，河面下涌动起令人不安的联想。

倒是小男孩，直接脱了短裤，光着屁股就一头扎了进去，激起的浪花吓得我们“啊”地大叫了一声。他在水里像泥鳅一样游动。不过“大头”一直守护在他身边，不让他游得太远。

当深蓝色的天空闪烁起星星的时候，男孩子们爬上岸来，用衣裤草草擦了身子，和我们一起往回走。“大头”跟我们说，这条河里每年都会淹死人，因为下面有“水鬼”，专门喜欢拉住游泳的人的脚，把他拖到河底下。还说他以前真的看到过“水鬼”，个子矮小，像个侏儒，浑身长了很长的黑毛。他说得我和孙霞鸡皮疙瘩都竖了起来，陆义阳却在一边笑。我们这才意识到“大头”是故意吓唬我们的。

吃了晚饭，已是满天星斗。男孩子们在院子里打了井水冲澡，互相泼水、打水仗，朝对方踢拖鞋，还争着拉扯短裤、嘲弄对方的**，弄得整个院子都湿漉漉的。我和孙霞则躲在小房间里斯文地洗了澡、挞了痱子粉。

然后我们搬了竹椅，坐在院子里乘凉，聊天。每当我抬头的时候，看见浩淼无穷的夜空中，银河在缓缓移动，星星们闪烁着几百、几亿年前的光芒。而周围是漆黑的，一丝路灯光也无，只有蛙类和虫子在不知疲倦地鸣叫。我从未见过如此静谧、深沉的夜晚。

“你看，那是北斗七星。”陆义阳用蒲扇柄指给我们看。

“那是北极星！”“大头”指着天空叫道。

他们为了分辨大熊星座的脑袋和爪子而争论不休，争吵声像一颗颗小石子丢进如水一般静默、无底的夜里，很快就消失不见。

小男孩已经在他妈妈的怀里睡着了。我们也起身回到专门为我们腾出来的房间，在草席上并排躺下来，我和陆义阳睡中间，“大头”和孙霞分睡两侧。我们头朝向窗户的方向，方便在睡觉时仍能看到星空。

“那里真的是大熊星座的脑袋。”陆义阳指着窗外悄悄对我说道。“大头”没有表示抗议，他已经睡着了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在讲完大熊星座以后，陆义阳忽然说道，“我四岁的时候，爷爷去世了，我很伤心，奶奶就抱了我到院子里，指着天上的星星说，看，爷爷在那里。可惜没多久她也去世了。我想，她大概也变成星星了吧。”

我以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说道：“那都是骗人的！”

陆义阳没有再说话，不一会儿，我听见了他轻轻的鼾声。而我却盯着那夜空里璀璨的星星出神，心想如果爸爸就在那儿，在我头顶上的星空中，该有多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