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2章 论证

那场规划论证会,成为一场令人难忘的辩论赛。论题是:擦子街野庙可否纳入文化公园规划建设。主持人当然是县长。共同参与的是一批县领导、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。王燕作为材料的收集者,竟然也在邀请之列。

王燕走进会场,收到一份打印的资料,非常厚。翻开一看,却是自己关于野庙的调研报告。王燕为自己的劳动成果受到重视感到高兴。她只是没有想到会作为会议材料发放,原以为只是领导的案头参考之物。

王燕坐在最角落,只想等着会议的最后结论。很快,这场辩论赛形成高度的对峙,反方以城市建设管理部门为主,而正方是文化宣传系统的一拨人。县长介绍了擦子街拆迁户集体上访和抱团不签约的情况,以及宣传部门整理材料的经过。尔后,县长轻松地笑了起来,说,接下来,各位专家谈谈意见,可以像足球赛一样,尽量激烈一点。

挑起赛事的,是规划局的领导。原来的蓝图也是经过规划委员会讨论过的,如今重启议题,显然是对他工作的怀疑和否定,他当然心里不痛快。他说:这样的材料我根本不想看,这明显是小题大作,自找麻烦。

他的这句话成为一根导火索,让文化宣传口子的领导坐不住了,立即回应了一句:现在城市建设最大的问题就是漠视文化,新的街区如今雨后春笋,但我们必须看到这是一个“有家无园”的城市,就是缺少一种文化的凝聚力。

王燕知道这场辩论是由领导说了算的,本来抱着旁听的打算,但双方火力渐渐大起来,话筒最终也推到了王燕面前,甚至渐渐成为主辩手。

反方则是一位年轻的规划师。双方辩论的锋芒从野庙留存进一步拓展,上升到文化工作者的尊严。王燕陷入一种紧张的旋涡之中,辩论双方的身份淡出了,彼此的面孔慢慢成为统一的风貌,只有对峙中的激动和严肃,脸庞隐隐奔涌的热血,舌头上一些来不及顺畅运转的词语……

反方:

我最反感是现在有的人什么小事琐事都喜欢打着文化的旗号,而一些作家也是,笔下明明就是一地鸡毛的见闻,什么一棵树呀,一座桥呀,一根草呀,充满无限的感情,但这些无病呻吟跟我们的现代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呢?我们是着眼于建设公共文化,建立的是现代文明空间。比如,公园要绿化,我们负责把一棵玉兰花种下去就得了,非得要在树上挂一首唐诗宋词吗?

正方:

现在的城市同质化太严重,规划部门根本没有用心去体察城市的人文脉络,我们的小城越来越看不到自己的面孔,自己的心跳。街道与街道一样,小区与小区一样,城市与城市一样,乡村与乡村一样,还美其名曰标准化建设,我看这个标准是闭门造车的结果,是纸上画图的结果。每次外头的游客来,都说我们的城市没有个性。

反方:

我们要尊重历史文化,但这个文化必须是有公信力的,可以共鸣的,对民众能够形成深远的心理影响的,但现在一些文化工作者收集的资料,非常不可靠,这样以讹传讹,暂时是取得了宣传效果,但长远了,一定会有人提出质疑,怪不得现在网络上专门有人扒高大上的东西,说雷锋是摆拍的。

正方:

有些历史说穿了是一种空白,我们文化工作者就是根据有限线索进行挖掘和填充。一些虚构的文化元素在所难免,而且只有方向没有问题,同样会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。像三国演义、水浒传,那些加入想象成分的人物也是最鲜活的。

正方:

由于工作的需要,我曾经不断打量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。一段时间,我曾经沉浸在复原一座城市旧貌的工作中。我通过一些古籍,不断翻看这座城市的底片。我发现,近二十年确实是这座城市发展最快的时期。这座城市的前身,颇多称做“别业”的山水园林。“水田漠漠,绿苗千畦,烟笼古木,柳暗小桥”,这是夏塘村赖姓的“绿漪园”,今天的金塘下。“山边残月水边楼,自卷湘楼上玉钩,昨夜桥边新雨过,蓼花红放一江秋”,这是夏塘赖姓的“半野园”,今天的凯丽街。走进一册古诗词,我惊讶地打量着远去的地名:那些城南杨姓的“环可图”,僧人性淳所建的竹素园,这是杨姓人家的“稻香园”,官员退休回家时的别业“适园”……

正方:

这座城市的先祖,曾经在这座古城里筑起过许多有个性的亭台。步云楼,拱日楼、毓秀台……它们像一个个玉佩,摇响在古籍中的诗词里,加深了我们对这座城市的敬意和亲近。虽然古城的范围很小,但那个遥远的年代,先祖们找到了城市的另一种人文风范,怡适心灵。古人的建筑这样丰富,我们的城市也不可以简单。

反方:

那你说擦子街的野庙,光凭野史传说,就是珍贵的文化了吗?再说这些没有确定的文化传说,可以保存在图书报纸上,不要在珍贵有限的城市空间里搁着。你们试想一下,如果文化的东西都要保存,这座城市不堪负荷,那些博馆物和文物街区的老古董,不都得为它们复归原位?

正方:

我们一个红军村的烈士纪念亭,不是也是一种传说而来的吗?十七松的故事,虽然没有史料记载,但那些十七个烈士是真实的,他们希望家乡变好的心愿是真实的,传说可以按传说来处理,正史可以按正史来处理,只要能够服务于现代社会。

反方:

红军村的规划,是吸收了传说,但是我也听到有人在网上反映,这些松树根本没有八十年的历史,说成是烈士种的,以后的人会不会笑话我们?历史是严肃的,一旦发现有漏洞,就会是对历史文化形成严重解构,这种虚构比空白还要糟糕。

正方:

野庙已经存在,并不需要重新建设,而且融入擦子街居民的风俗之中,居民希望留下一点纪念的东西,我觉得非常符合文化公园的建设宗旨。再说这些人没有就地安置,将来散落小城各处,他们希望有个聚集地,也是情有可原。

反方:

城市不断更新,这座野庙的气质和容貌与现代化城市严重不协调。而城市是一本美好的作业本。这个千年古邑,对山河湖泊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我们只能与时俱进,该消失的让它自然消失,该留下的自然会留下。

正方:

那北京的四合院为什么要保留呢?有没有文史价值,还是要听听老百姓的话,不能只听我们在座的个人感受,不论是规划建设部门,还是文化宣传工作者。

……

论证会终于在辩论中收尾。会议室里一片静寂,只闻墙上的大钟滴滴答答地走着,就像人潮散去之后的空庙,只听到木鱼声在笃笃地敲着。人们在等着领导的总结。县长象征性的咳嗽了一声,仿佛经过了一次深长的思考,而这些辩论就是在他脑子里举行的一次足球赛,让他兴奋,又让他疲劳。王燕也从激动的辩论中缓下了心绪,等着领导的最后结论,就像在学校的辩论赛上等待评委的宣布。

县长说,对这次的辩论表示非常满意。看来上次拆庙之举,还是有收获的,至少向几千户表明,我们这个全县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,政府是下定了决心的。当然更大的收获,是我们在村民的反对中得到一个信息,这座野庙不一定要拆除。

王燕听到县长的总结陈述,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到了原位。

县长同意了把野庙列为保护文物,一方面是考虑拆迁难度,一方面是参照红军村的做法。但他指出要去掉迷信的内容,把野庙确认为红军游击队联络站。他说,我们县里红色景区多,不是有好几座寺庙都保留了吗?这些寺庙的确是革命者的容身之所,我们得好好纪念,就算有些历史还没有完全搞清楚,还只是些传说,也不影响它的存在。

县长拿起那本厚厚的材料,说,你们看,我们干部就要像这位同志学习,深入地调查研究。这是一份很好的材料,今天印发出来,不只是作为保护文物的资料,更是推进工作的教育资料。有人说拆迁是天下第一难的工作,那就看看苏区时期的扩红和征粮。当年是要粮要人,现在是要房子。苏区时期干部是怎么工作的,五天时间突击队员完成了三十五名扩红任务,这不值得我们今天的干部学习吗?反正我是深受教育!保护文物,就是保护这种精神财富,我相信我们今天的干部,仍然能够攻坚克难,顺利完成棚户区改造大项目,早日让老百姓走出旧村落,住上新房子!

王燕听了,不禁有些小得意。只听县长说,当然,我们还要继续挖掘它的内涵。将来,这座村子拆了,红色名村变成了一座漂亮的公园,这座野庙就是一座村史馆,我们要继续像这个记者一样,深入挖掘好它的内涵,作为红色培训的教学点。

听着县长的话,王燕想起那天和朱平在红军村纪念亭玩游的情景。正是在纪念亭里,我想到了野庙拆迁时可以参照的方式。